基于博弈分析框架的贸易摩擦制度经济学分析

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贸易保护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贸易政策达到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目的.但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经常使博弈双方陷入囚徒困境.文章采用贸易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一个动态博弈框架,分析了国家问贸易摩擦的内生政治决定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当贸易国双方不进行制度差异协调时,两国本着极大化极小值的原则,各自最后的选择都是固守本国制度,但这种纳什均衡使得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都得不到提高.当贸易国双方的贸易制度多了一种制度差异协调机制时,双方各自最好的选择就是进行制度差异协调,这将促使两国福利水平均得以提高.     

罗多弼谈“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观”

鲁小彬、胡仲平（以下简称“鲁、胡”）：受汤一介先生的邀请，您这次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主题是《未来世界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史的重写》。选择这两个题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思潮呈现多样化、结构失衡、总体发展混乱和无序等新特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文化自觉而作出的一大战略举措，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标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走向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访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赵曜

赵曜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工作。三十余年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科学社会主义首席专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之后．本刊对赵曜教授进行了专访。     

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原因研究述评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用语以后,为什么又几乎不再使用它?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形成了诸如"外部原因说"、"不准确说"、"被动选择与主动考虑说"、"历史语境说"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是毛泽东本人放弃了这一提法,今天应当少用或者不用;另一种认为毛泽东的修改只是一种变通,实质意义没有改变,新时期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需要。尽管在观点和主张上有明显分歧,但上述多数研究者也存在某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提法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够"精确"。总体来看,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展和延伸,日益走向具体和多样;同时也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或者反思的问题。     

“区域·族群·国家: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方法与论述”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召开

本刊讯2012年是《学术月刊》创办55周年,由《学术月刊》杂志社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区域·族群·国家: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方法与论述"学术研讨会于8月23日至26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忠诚与背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他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第一代传承人，以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卫士。然而，他们不能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坚持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关系，不能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时代新特点和回答实践提出新的重大课题，从而最终走向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农产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和办法

食品安全问题是如今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而农产品的安全则是食品安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副产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论马克思文化观的本质

马克思文化观是确立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文化观是新唯物主义的文化观。马克思所倡导的文化是为了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精神解放的，因此，马克思文化观是群众的文化观。正是这种本质性存在才使得马克思的文化观同马克思的前人的文化观具有原则区别。     

社会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解释路向

意识形态是与权力有关的意义生产。每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从来不会满足于自己实际拥有的权力,他们还通过意识形态的炼金术把事实的权力转变为应得的权力。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也留下许多问题。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前者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支配和影响之上,意识形态本质是虚假的物化意识;后者把研究的重心放统治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上,意识形态是行为主体及其模式被社会制度和物质实践塑造的结构与机制。这两种范式既是对当代社会权力与意义之关系的不同把握,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不同解释,应该避免简单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