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对西汉初期的影响研究

汉文化是我国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它照耀着整个华夏民族,并吸引着各国学者纷至沓来,而浪漫旎丽的楚文化无疑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精华,使得这朵奇葩愈发璀璨。尤其在西汉初期,无论从治国纲领,艺术成就,还是民俗文化等,无不受到楚文化的深刻浸润。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现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

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君道"为核心,发挥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转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注重反骄守谦之道;同时主张以德治国,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重视以赏赐劝励臣下。其中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的主张。     

《史记》中老子韩非合传原因之疏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同韩非合传及对道家、法家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的处理,学界历来对此有诸多见解,争论不断,而对司马迁将老韩合传以及将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原因分析,要从先秦各家学术源流上进行梳理,理解道家思想的发展与分流,理解黄老思想的形成的渊源和基本特征,理解法家思想融合道家思想又将"道"作为"法"的根源,并把"法"运用于"术"等一系列问题是理清法家与道家、黄老关系的关键,也是探寻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子合传原因的重要因素。     

《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本的关系

关于《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的关系,学界观点主要有"来源说"与"摘抄说"。"摘抄说"的论据和论点都难以成立;"来源说"虽结论允当,但其立论依据有失偏颇。将《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有关内容相比较,从简本之符号标示位置,以及简本、今本、帛书本中某些章句的划分等方面可以看出,简本《老子》虽然未必是今本、帛书本的祖本,但必然是今本、帛书本形成的来源。     

试比较《道法》与《韩非子》之异同

《黄帝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可以说,它的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先秦各学派之间的流脉关系需要做一番重新的省察与探索。     

略论慎到与齐国文化

论述了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慎到的学术思想与齐国文化之间相互滋养的关系,分析了慎到居齐的必然性;齐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善因思想不仅成为慎到学术的一部分,对慎到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慎到思想中的黄老意识、人性自为学说也丰富了齐文化,影响了齐国文化的发展;至稷下学宫晚期,由于齐国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慎到的学术理论无用武之地,再加之稷下学士的待遇日益恶劣,慎到离开了齐国。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