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且结构复杂的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克服中国元素少、只注重文献诠释而忽视对"活着"的传统的考察等倾向。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及其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注重从文本到现实,从具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继承和弘扬儒学的道德自觉等精华,要以确立现代法权人格为前提,凝练核心价值观应着力于人格的修养与社会正义的互动,儒学传统中的仁爱、和谐、责任、自强等理念可以与公正、民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     

皖北地区旅游业发展制约因素的个案研究

皖北地区旅游业是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短板，要实现皖北旅游业快速发展就要深究皖北旅游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本文选取淮北市作为调查点，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制约淮北市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此为皖北旅游业发展提供借鉴。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