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威先生》与《在其香居茶馆里》讽刺个性之比较

<华威先生>与<在其香居茶馆里>虽同为中国现代短篇讽刺小说之传世名作,但二者的讽刺个性却背道而驰前者工于漫画化,后者巧于解扣子;前者力在聚焦,后者着意点睛;前者是冷嘲热讽,后者却是不动声色.正因如此,<华威先生>的讽刺风格是犀利明快、谑而不虐,有铺陈渲染、汪洋恣肆之美;<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讽刺个性则是精粹含蓄、客观冷峻,呈惜墨如金、笑里藏刀之秀.     

花木兰舞台艺术的演变

花木兰舞台艺术的演变有其独特性。它是断续的,有较强的时代性。以花木兰为题材的剧作,在舞台上的演出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形成了不少精品。花木兰舞台艺术在演中变,不同时代、不同剧种、不同演出团体的演出呈现不同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花木兰形象反复再现在舞台上,但对于话剧、戏曲等来说,花木兰是永远的且是不一样的花木兰的原因。     

《文苑英华》对南朝艳诗的收录:态度、特征及影响

南朝艳诗尤其是宫体诗历来多遭批判,而旨在发挥文教功能的官修总集《文苑英华》却收录了不少南朝艳诗,这说明宋初从官方层面接受了艳诗,但《文苑英华》并未旗帜鲜明地肯定艳诗地位,而是通过筛选宫体诗、改变诗歌类型等方式淡化艳诗色彩。这体现出宋初文臣对艳诗的谨慎态度,他们虽接纳艳诗但不主张艳诗以艳诗面目发挥教化功能。在艳诗题材向词体转移的背景下,宋初文臣的这种态度使得《文苑英华》收录艳诗未发挥范本作用,对艳诗的发展起不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由《制艺丛话》看明清八股文生态

为“有裨于举业”，梁章钜《制艺丛话》对清代官方“清真雅正”之衡文标准及“以古文为时文”的倡议予以特别强调；同时，《丛话》还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诸如心学、考据学等学术文化思潮对八股文的浸润；展示了明清人对八股文之存废、截搭题、命意等问题的看法，并对由八股文引发的文字狱予以特别关注，这些都透示出明清八股文的生态环境。     

论意境与格调的关系及与传统诗学的亲疏——从姜夔词无意境说谈起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姜夔词格调之高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批评了它们在意境上的缺失。他所使用的“意境”与“格调”二词,各自有着丰富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时代指向不同的诗学理念。意境与格调都与抒情主体的情性、品格有关,但在传统诗学内部,与狭义的儒家诗论却有着亲疏远近之分。     

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周华章

周华章(1917-1968),是我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博士(1952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学界对其介绍却并不多.本文根据他的相关论著、史料和档案,并与近几年论述中国经济学史和管理学史的大量文献进行比较,发现他早在1944年就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对区位(区域)经济奠基者韦伯(Alfred weber)的理论做了部分修正.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读博期间写的毕业论文得到了两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的指导,经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对萨缪尔森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1953年,他还主持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雅各布·马尔沙克委托的研究项目.回国后即与钱学森、许国志、刘源张等为中国运筹学的引进和发展作出了最早的贡献.     

陈师道研究成果再梳理

学界对陈师道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重新梳理与陈师道"苦吟"、"后山体"研究、《后山诗话》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其诗歌研究的深入。     

《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社会风貌,各种女性群体的身影活跃其中。北宋时期的女性民俗主要表现在以成年、结婚、生育礼俗为代表的人生仪礼以及丰富多彩的女性节庆游艺等方面。妇女主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独特女性民俗与当时开放、发达、宽松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