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陈训慈与竺可桢交谊考

陈训慈与竺可桢谊属师生，两人虽并未长期共事，但曾在国立浙江大学共事数年。在很多事情上，陈训慈都是竭尽所能替竺可桢排忧解难。如在竺可桢出掌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创办龙泉分校，为浙江大学提供各种信息等事情上，陈训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白与陈子昂

李白对陈子昂非常敬佩,二人在诗歌创作、诗歌艺术主张等方面都有继承关系。李白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与陈子昂一脉相承。李白曾经认真模仿过陈子昂的诗歌,在具体的诗歌语言技巧和构思方面的学习则更多。     

陈望道的办刊实践和新闻教育思想

陈望道是一位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卓有贡献的学者、教育家。他的一生基本上在复旦大学度过．他对复旦大学的贡献很大，其中之一便是把复旦的新闻院系建成了中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陈望道早期从事办刊物、开书铺的实践，对他新闻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者之一，他的新闻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确定的系铭——“好学力行”四个字上。好学力行，成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教育目标。陈望道对复旦新闻系所作的开拓性建设，实际上也是对我国新闻教育的建设性贡献。     

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1940年9月至1943年2月,陈诚实际主政湖北。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中最深刻最具特点者有五:一是“建设国家,才是我们一贯的目的”之建设目的论。二是“一切建设应以文化建设为先锋”的文化建设先锋观。三是把武汉建设成为中西部之中心城市是新湖北建设的核心构件的发展战略。四是“政府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的分明系统思想。五是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限于抗战的历史时期,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的贯彻与实践仅及鄂西,但省府迁地恩施一派繁荣,鄂西建设得以较好、较快发展,却是最生动的注脚。     

现实主义的灵魂——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真实性比较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众多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作家主观认识的差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成因

发生在1926年的北伐意义重大,而就在北伐出师之时,陈独秀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对北伐进行批评,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分析,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文章的成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国际对北伐的坚决反对直接影响了陈独秀的立场;当时广州政府内忧外患,国共矛盾尖锐,是导致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客观原因;注重刷新国人思想,轻视军事行动是陈独秀批评北伐的思想根源。而与国民党分家的意图,促使陈独秀将自己对北伐的意见公诸于众。     

王阳明与冀元亨

介绍了王阳明与冀元亨结识的情况,并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研讨了王阳明历史研究方面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冀元亨是最早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2)冀元亨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3)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暗。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