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中国式的成功故事——论《中国合伙人》的身份转型与梦想实现

《中国合伙人》在向观众讲述三位主人公成功历程的同时,也重释了成功经验。这一重释建立在导演陈可辛独特的讲述策略的基础上,他将主人公的成功历程与他们不断转换的身份意识相沟通,用异于传统男女叙事伦理的手段以线性的发展脉络来表现女性如何实现逆袭,从而建构男性的身份意识,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式成功故事。此后三者身份地位的翻转变化,则是他们重构人生理想蓝图的催化剂,重逢的遭遇成为加速理想实现的动力。在诠释成功的同时,陈可辛也努力在召唤青春记忆和友情伦理,这使得影片散发出浓厚的怀旧氛围,而这种氛围的营造主要得益于陈可辛的文化乡愁。     

我国中西部地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从中西部地区法治运作实践来看,立法薄弱滞后、法律实行困难、法律监督虚弱无力等问题普遍存在。这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基础建设落后的因素,更有与中西部地区法治运作实践直接关联的体制因素和人的要素。要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就应当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法律问题,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法治经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立法、行政、司法体制和法律监督机制,加强法律人才队伍建设。     

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时空差异演变分析

以西南五省市区1997—2011年旅游外汇收入为基础,运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衡量相关指标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西南地区入境旅游进行时空差异演变分析,结果发现：（1）西南地区入境旅游发展总体不均衡,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2）西南地区入境旅游经济空间极化现象显著,区域旅游经济规模呈首位型分布;（3）西南地区入境旅游发展潜力巨大;（4）影响西南地区入境旅游时空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旅游资源、区位交通通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     

中法宴请礼仪比较——餐桌禁忌

“禁忌”这个词,国际学术界统称为“塔布”,源于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语,音译为“Taboo”。禁忌最初只是一种迷信形式,是基于原始民族对于“玛那”（Manna,一种超自然力）的崇信。然而,随着文化形态的改变,禁忌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慢慢地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变成了法律。随着时代发展,全球化的脚步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论是领导人出访还是百姓会友,用餐都是不可避免且又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餐桌禁忌便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餐桌禁忌也各有不同。     

最柔软的疼痛：中国转型期的青春与社会文化解读——以电影《孔雀》为例

作为一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老电影,《孔雀》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孔雀》一反歌颂青春的常态,从暴力、欲望、空虚、挥霍入手,展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转型期的青春的灰色基调。影片以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切入点,将其冲破家庭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非制度框架的桎梏,淋漓尽致地呈现,生命在冲突与突破中最终得以绽放,从而实现幻灭后的重生。一方面是电影艺术简单而精致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中国转型期社会文化的艺术性表达。     

东北地区大城市现代化水平比较研究

以东北地区主要城市为研究区,采用AHP法用反映城市现代化不同侧面内涵的经济现代化、城市建设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科技教育现代化四个层次20项指标构建城市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大战略以来各城市现代化发展变化。研究表明,2005-2010年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位序上没有发生变化,依次是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同时也表明长春与哈尔滨的城市化水平离现代化还有一段距离,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各子系统分析还表明实现城市现代化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以便共同提高。     

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内外经验及其借鉴——以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为例

产业实现内部有序转移是我国破除经济发展相对困境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分析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承接产业转移的国际经验,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黄河金三角等中西部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从生产要素调整、优化硬环境、改善软环境、实施政策倾斜等方面提出了中西部如何有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措施。     

佛教生态思想与当代美丽中国建设

佛教作为世界观不仅具有诸多的生命真理,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缘起为本的世界观、无情有性的自然观、众生平等的生命观和追求净土的理想观等等,佛教的这些生态思想呈现为食素、放生、佛化自然等多种多样的实践方式。佛教生态思想及其实践表现对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ork in today's China

Social work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the 1920s: introduction, abolishment and reinstate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official–educational, official–practical, voluntary–educational and voluntary–practical. In practice, all four types of social work have not necessarily been embodied in each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he order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not the same as the order of their logical development; i.e. some types are lacking in some of the stages. Each type of social work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integrated into each development stage. Today, Chinese social work faces two major interrelated tasks: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social work.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sation in Chinese social work; the latter has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 in gener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welfare in particular. In general,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al work largely depends 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wo ta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