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魏晋南北朝诗人写作的模拟袭用现象--兼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诗坛模拟袭用之风盛行,诗人在模拟与重复中感受并彰显诗歌形式美的各种要素,对于促进古典诗歌走向成熟以及诗歌意象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因模拟袭用之风推动,魏晋南北朝诗坛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别在内容、情境、语言、风格诸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诗篇,甚至导致传播过程中某些诗篇署名的混淆。探讨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相似,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论维柯“新科学”的人文启示

维柯的文化诗学将人文科学置于自然科学之上,因为人文科学遵循想像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对人性全面而真实的体现,这就要求人文科学应该脱离技术理性的分析逻辑,而成为一种建立于综合方法之上的人性科学。     

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

太武帝实是北魏汉化的开创者 ,但在这时 ,汉化还刚刚起步 ,充满了矛盾 ,且历经曲折。这说明即使像太武帝这样的君主 ,其施政亦不能完全凭个人意志 ,而总要受种种力量的制约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唐代魏征执政思想的启示

唐代魏征关于执政者必须具有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执政思想,曾指导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成就了其功载史册的“贞观之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魏征这一执政思想的积极成果,强化共产党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和人事的公正意识、对现实和未来的危机意识,有益于贯彻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 ,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 ,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 ,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 ,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 ,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 ,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 ,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