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许多政治主张的创造者和开拓者,他有其自成体系的治国方略并且一生都在推行。他创立的以“仁、礼、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被后世所信奉和推崇。通过解读《论语》来对孔子政治思想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分析,得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为人以仁”“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三个方面。     

宗白华对儒家人生美学的探研

在宗白华的美学建构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具有结构性意义。宗白华对原始儒家人生论美学的探研,抉发其积极的人生与社会实践的现实性与理想性意义,充分体认到比兴传统与礼乐精神的核心作用。原始儒家的人生美学思想是宗白华艺术意境的基础。     

论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协调与冲突

研究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考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法律能够更加深刻体会法律的地位和特征.在传统中国,法律为儒家意识形态所支配.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关系既有协调和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和离散的一面.理解这些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推动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论王充的儒生观

王充视著书立说之鸿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肯定其文化创造力,空前突出鸿儒与“立言”的价值,其儒生观对于儒生的自我定位、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

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荀子“分”思想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推拓——兼论荀子“分”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范畴,是其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在先秦时期,荀子第一个把"分"发展成型构思想体系的基石性概念,"分"也体现了荀子有异于孔孟儒家的独特致思取向。荀子的"分"思想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推拓,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