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与文化守卫--论19世纪后半期儒家反洋教的意义及其教训

近代中国,基督教强制性输入与儒家士绅的顽强抵制,衍生出中西两大文化"法"与"理"的冲突与张力,且由这种冲突与张力引发了一个个教案并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诚然,儒家反洋教具有反抗列强文化侵略和捍卫儒教中国的双重文化意义,但由于盲目排外的"文化义和团"心态,同时也扭曲了中外文化正常交流的管道.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困惑的我们,警惕强势文明文化、宗教与价值观的强制性输入和避免"文化义和团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试论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

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是从“性”开始的,通过“性”他们得以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界定,以此为他们各自的理论学说服务。早期儒家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感官之欲和情。同时还认为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用道德因素制约人的先天属性,才能使人性由物性状态升华到人性状态。早期儒家既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客观必然性,也看到了它潜在的危险性,认为对人的自然属性要进行以节欲、养性和修心为内容的调控,才能稳固人伦秩序和向理想的人格飞跃。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组成,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从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商业信仰、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探求。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四个特征是需求主导、自动自发、路径依赖、难以移植。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路径需要找准逻辑起点、落脚基点,把握好过程支点。逻辑起点是修复文化断层,接续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基因;落脚基点是形成企业家群体共有的信仰和责任价值观;过程支点是企业、政府、社会三方力量并行不悖。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论孔子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孔子哲 学是一 个以伦理 为本位， 强调践 履躬 行并 具有 浓 郁人 文主 义 精神 的思 想 体系 。从 孔子哲学 的历史发 展和现实 影响来 看，关于 儒学现代 价值的问 题，即是 如何沟通 儒学与 现代化关 系的问 题，即如何实现 儒学价值 的现代转 化     

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 and making the strange familiar: understanding Korean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living with an autistic sibl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a small‐scale study using visual ethnographic techniques with nine South Korean childre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understanding autism. While autism is embedded within the ‘strange’ and ‘unfamiliar’, linked to exclus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Korean society, the children focussed on refram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living with autism as ‘ordinary’.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mall sample, the richness and depth of data generated by children themselve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autism and raises interesting questions for cross 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isability.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理念与教学体系再认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无论从国家民族未来，还是大学生成长成才角度看，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持续提高该课程教学实效，文章围绕进一步明确教学理念、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实质转化作深入探讨。期待激起同行更多更深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