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儒教派的学术理路评析

大陆"儒教是教"说的提出引发了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问题的长期争论,有必要对其观点和学理进行宏观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大陆儒教派一是受西方学者研究儒教的影响,以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路判释儒教,以西方宗教来比附儒教;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及其长期的浸润下,以二元对抗思维指导学术研究,使儒教研究步入误区;三是在西方实体主义的影响下,以儒教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存在,并把儒教对象化、断裂化、抽象化、绝对化。     

儒学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

吐蕃文化是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吐蕃统治者派子弟入国学受教育、和亲、使者往来等途径,儒学传入吐蕃,并对其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文化侵略与文化守卫--论19世纪后半期儒家反洋教的意义及其教训

近代中国,基督教强制性输入与儒家士绅的顽强抵制,衍生出中西两大文化"法"与"理"的冲突与张力,且由这种冲突与张力引发了一个个教案并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诚然,儒家反洋教具有反抗列强文化侵略和捍卫儒教中国的双重文化意义,但由于盲目排外的"文化义和团"心态,同时也扭曲了中外文化正常交流的管道.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困惑的我们,警惕强势文明文化、宗教与价值观的强制性输入和避免"文化义和团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试论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

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是从“性”开始的,通过“性”他们得以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界定,以此为他们各自的理论学说服务。早期儒家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感官之欲和情。同时还认为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用道德因素制约人的先天属性,才能使人性由物性状态升华到人性状态。早期儒家既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客观必然性,也看到了它潜在的危险性,认为对人的自然属性要进行以节欲、养性和修心为内容的调控,才能稳固人伦秩序和向理想的人格飞跃。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组成,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从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商业信仰、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探求。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四个特征是需求主导、自动自发、路径依赖、难以移植。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路径需要找准逻辑起点、落脚基点,把握好过程支点。逻辑起点是修复文化断层,接续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基因;落脚基点是形成企业家群体共有的信仰和责任价值观;过程支点是企业、政府、社会三方力量并行不悖。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