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道教三题

原始道教是道教史和汉晋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疑难问题之一，牵涉面较广。本文就原始道教之援谶纬入道、黄巾起义谣谶之历史起源及其与五德终始论政统逻辑之关系、民间道教首领多有易姓张、李以聚众者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考     

论姚合《极玄集》

姚贾诗人群体是中晚唐间重要的诗人群体和文学流派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 ,这个群体往往被韩孟诗人群体所掩盖 ,它的独立性和意义一直为人所忽视。姚合《极玄集》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显示出选者对前代文学的认识 ,更在于它揭示出姚贾诗人群体的独特风貌 ,即苦吟的文学观念、五律的体验方式、重视感兴与咏怀的诗歌主题以及清幽冷僻的审美趣味     

老子之“道”与爱默生之“超灵”

本文分析比较了老子之"道"和爱默生之"超灵"的宇宙观、天人关系和直觉意识,指出了"道"与"超灵"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老子节解》与《道德经义疏》的“守一”问题

道教的“守一”实践论既是对先秦老庄道家的发展,又是推动成玄英重玄学思想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先秦道家与六朝道教的深度融合,开启于更早问世的《老子节解》的认识中。梳理揭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守一”学说的独特精神气质,则是把握道教哲学的深刻演变的不可多得的时代坐标。     

从汉州唐道的设置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汉唐两代最初设置州、道监察区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到了两朝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和监察区在转化为行政区的过程中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不但未能继续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的作用，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权。问题的实质是因监察区转化为行政区后所辖区域过大，权力过于集中，有足以与中央抗衡的物质与经济、军事基础。     

《道行般若经》与《大明度经》的语法对比

充分运用汉译佛经的同源异译经进行比较是研究佛经语言的一种重要方法。《道行般若经》和《大明度经》是两部具有同源关系的异译经,都属于"般若经"系列。《道行般若经》由东汉支谶所译,《大明度经》由三国支谦所译。与《道行般若经》相比,《大明度经》在代词的使用上较为多样化,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并删掉了《道行般若经》中原有的某些句子成分,改换了个别句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行般若经》偏向口语化,《大明度经》偏向于文雅化。     

《道德经》英译版本的归类及思考

《道德经》是可译的，因为它的基本人文价值观是举世可接受的。《道德经》是不可译的，因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复原原来的《道德经》的全部真谛，更不可能完全阐明道的绝对真理，不要奢望搞出一个绝对标准的英译版本。我们需要相对标准的版本来维护我华夏文化的基本标识，我们更需要不同文化语境的解读来构建文化交流的道场。在坚持辨证唯物的科学世界观的核心意识形态的同时，要以宽厚的胸怀，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收集、整理、改编并出版精选的译稿，让兼容各种宗教、主义的译本架起文化沟通的桥梁，让全人类听到听懂中国人的声音，让东方先哲的和谐妙音传遍全世界。     

“体道”的必要性、原理及方法——《老子》道篇首章新解

文章在吸取学术界已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探讨《老子》道篇首章首二句该怎样断句入手,对该章做了异于常见的新解,认为本章主要内容是论述＂体道＂的必要性、原理及方法的。文章对＂常道＂与＂常名＂、＂常无欲＂与＂常有欲＂等概念、术语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述了潜藏于其中而至今尚鲜为人知的意义。     

译文的质朴和文饰——释道安的佛经汉译及其思想流变

释道安的佛经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随感而发到自觉规范的发展过程。入长安之前,他在佛经译文的质朴和文饰的问题上,观点并不十分明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虞;入长安之后主持佛经翻译时期,出于规范和指导翻译活动的考虑,他的态度变得明确起来,即主张译文质朴全译,反对译文删略文饰,同时又具有十分有限的灵活性。     

诸子百家的社会和谐主张

变社会动乱为天下和谐,贯穿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始末。孔子不忍礼崩乐坏,总结夏商西周的兴亡经验,主张克已复礼以德治国。孟子沿着孔子的思路扩展,形成了仁政说和养气说,使德治思想得以全面发挥。儒家是从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升华起来的学说,有待新的时代的检验,其实践遇到挫折,便遭到怀疑。受到忙于耕种织、难于温饱的劳动阶层的怀疑,儒学便成了“繁饰礼乐”、“倍本弃事”的伪君子,产生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受到了因战乱沦落而心灰意冷的知识阶层的怀疑,孔子便成了奚落嘲笑的丑角,产生了老、庄道家深邃的关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思考;受到急功近利欲王欲霸诸侯们的怀疑,孔孟王道政治便皆不见用,产生了商韩激进的法治实践。儒、墨、道法的学说,实质上是以德、以爱、以道、以法治国四种社会和谐主张,其优劣互见,长短互补。战国末年,荀子识力超拔,在批判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社会需要的带有总结百家之学意义的社会和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