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现象分析及其能力培养探讨

跨文化交际是我国外语教育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跨文化交际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心理环境与跨文化交际、时间观和拜访习俗方面的文化差异、传统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语用失误等对社会交往尤其是国际交往有严重影响。减少此类影响,促进交际效果,需要培养对自身文化和交际方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移情能力,尽可能提升对异域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敏感性、提高情节处置能力。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生计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社区为例

长期以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社区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发展,呈现出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耦合。其生计资源配置中的特殊举措及文化策略,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真正的生态保护在于,选用最适用的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民间法视野下的回族乡村乡规民约——以宁夏郭桥乡为例

回族乡村乡规民约是根植于回族乡土社会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由乡民们共同信仰、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共同遵守执行的民间法,它实际上是调整乡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本文试图调查宁夏郭桥乡乡规民约,依照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对回族乡村乡规民约如何存在、其功用价值如何定位等问题尝试作一法社会学的研究,以期能为推进西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农民行动的逻辑——来自陕西姚官村的调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2亿多农户的生产生活,而它的载体村庄也随之发生着改变,本文通过对陕西关中姚官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在现代因素的冲击下农民的行动逻辑正在无声的变化,传统的以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正在被陌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所取代,传统的以道义生存为行动的逻辑正在被以市场趋向的逻辑所取代,村庄生活面临诸多危机,急需加快对村庄的现代治理。     

文化视野下的古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宁海前童古村落为例

古村落是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文章以宁海前童古村落为例,立足于文化价值分析及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与研究,针对当前古村落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旅游开发、生态安全等方面分析前童古镇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动力、制约因素与可利用的基本对策,大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在总结古村落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体现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协调的整体构思和规划方法,通过功能转换、环境更新、旅游开发等促进古村落的更新发展,实现其文化价值的推陈出新。     

在众神的目光下：浅论屯堡地区的宗教信仰

屯堡地区庙宇众多,各种神灵庇佑着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对于相对封闭而一元化的屯堡生活,宗教信仰让屯堡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营造了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屯堡人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高、比例大,在传统社会中基本是全民信仰,而且不是信仰单一宗教,是多元信仰和多神崇拜。     

民族旅游开发与苗寨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的郎德上寨和反排村为例,通过对两个处在不同开发阶段的苗寨进行研究,探讨苗寨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实现良性发展的苗族旅游开发,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一刀切＂模式与因地制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苗族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贵州省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贵州省民族村寨在保护与发展中摸索出很多可行而且富有实效的路子,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基础设施不完善,特色民居建筑破坏严重,劳动者文化水平低,劳动力流失严重,资金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合理等。为了保护、发展民族村寨,可以采取多部门联动、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民居改造科学规划、加大对少数民族村民的技能培训等措...     

城镇扩展过程中的聚集均衡与新型城乡形态的农村聚落分析

聚集能够产生节约且居民户住址选择遵循地租衰减规律,因此城镇规模的增长就是聚集与扩张的均衡。新型城乡形态下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城镇化也需要遵循聚集效应以产生经济节约,从而促进农村局面快速转变,农村城镇化稳步推进。但是农村聚落聚集节约与城镇发展有所不同:宅基地是私人财产、居民过分关注当前、区位条件差别较大、居民经济耐力较低等。同时农村工业聚集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包括城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聚集成本过高、政府支持有心无力、硬性搬迁被形式化等。探索创新性的农村城镇化模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