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怀民对中晚唐“张贾”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李怀民是高密诗派领袖,其律诗创作主要继承以张籍、贾岛为代表的中晚唐五律诗人的传统,如大量创作五律,且呈现“瘦削”、“清真”、“平淡”、“新奇”及格律谨严的特征,也有所突破与发展,如或具有田园隐逸诗的风貌,或表现出陶渊明式的“气骨”,或弥漫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失意的忧伤。李怀民继承“张贾”传统并不局限于五律;就张、贾而言,更侧重于学张派;其律诗学“张贾”,与其古诗师“陶韦”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方以智的“太极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结合其家传之易学,提出了“太极不落有无”说。“无极即在有极中——无即在有中——先天即在后天中”和“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太无即在无、有中——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这两组命题的交互融合构成了“太极不落有无说”的基本内涵。“太极不落有无说”是方以智“统泯随。交轮几”思维模式的运用,或者说是其“统泯随,交轮几”与“不落有无”的圆融。     

论甲申史剧——兼谈历史、现实、历史剧的关系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在此政治语境下,解放区出现了<李闯王>、<闯王进京>、<甲申记>等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上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别,进而表现在他们对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大家对三百年前甲中年那段历史的误读.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唐诗的作用 及其小说史意义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了73首唐诗,这些唐诗在小说中具有分回的体制功能、情节上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以及写人、写景、咏物、场景描写等叙事功能。在章回小说史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大量唐诗,可以提高小说地位、丰富小说审美内涵;标志着章回小说体制由韵散分离走向韵散融合;显示了章回小说中韵文创作的另一种路向,即不是依赖说话技艺与话本小说,而是从唐诗、宋诗乃至明诗中选取主题相似的诗歌来写人、写景、咏物、描写场景,诗歌的来源由民间的说书表演及话本小说转向文人的诗歌总集。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论汉字与古代礼仪文化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蕴涵了丰富的礼仪文化信息。且、祖、俎、豆等字蕴涵了吉礼文化;丧、葬、墓、坟等字蕴涵了凶礼文化;田、获、焚等字蕴涵了军礼文化;朝、宗、觐、会等字蕴涵了宾礼文化;婚、采、媒、妁等字蕴涵了嘉礼文化。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束景南“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说献疑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横渠集》的校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他对张载《文集》遗文的搜集、版本的比较研究、刊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以及对吕祖谦刊本的肯定和批评来看,他确实对《横渠集》下过一番整理的工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笔者却很难赞同束景南先生"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的结论。可以说,朱熹之于张载《横渠集》,是有"校补",但不一定有"《校补》",更难说有过"刻版"。但不管怎么说,对《横渠集》校补的关注和投入,的确是朱熹全面理解张载思想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