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的“少女情结”

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中的"少女情结"主要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日本现代化过程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而非他本人个体心理变异的产物.川端康成唯美的天性与悲哀的体验的矛盾和统一,只有被放到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背景的互动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正确理解.     

“短、矬、矮”历时替换考

汉语史中表示"身材不高"的常用词有"短、矬、矮"。"短"主要见于上古和中古汉语;"矬"出现于中古前期,但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并未影响到"短"的主导地位;"矮"在唐代出现后发展迅速,约在两宋时期取代"短"、"矬"成为此后汉语中表示"身材不高"之义的常用词。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肇庆端砚非遗保护研究

端砚不仅是肇庆市传统文化特色产业，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艺术的典范。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出发点，探讨加强端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针对端砚保护理念滞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传统传承与现代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转变端砚治理理念、强化端砚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完善端砚区域保护体制、革新端砚保护手段等策略。     

特定文化场域中作家个性化创作:老舍与民间武侠文化——以小说《断魂枪》为中心

《断魂枪》是老舍短篇小说巨制。通过这篇小说,老舍阐发了个人对民间武侠文化继而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希望而不是悲观;民间武侠文化应该追求的品格是神勇而不是血勇;民间武侠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节侠而非义侠。     

不校校之还是断以义理？——论段玉裁与顾广圻之争

清代乾嘉年间有几段著名的学术论争,其中之一就是段玉裁与顾广圻的论争。段、顾二人原本情谊笃厚、近于师生,但却在周代学制问题上发生分歧,往来笔伐以致决裂。本文试图通过对二人相交过程及论争详情进行梳理,寻找出段顾之争的原因与影响。     

论唐代段安节的声乐说

唐代段安节的声乐论述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同时蕴涵了深刻的哲理。段氏的论述显示了不同于西方乐论的中国声乐的理论特色。     

试论大理国的建立和段思平的出身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大理国是通海节度段思平发动兵变 ,夺取政权和段思平的贵族出身提出质疑 ,认为大理国的建立是平民出身的段思平领导的一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大起义 ,它是南诏经济封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是南诏后期激烈矛盾斗争的产物     

王念孙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三篇)

王念孙每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随文刊正段玉裁《说文注》之疏失,其更出《王氏段注签记》专事补弊救偏,实足弼成于段书。惜王氏立辞过简,意多未尽。兹文考辨其中三事:其一,段氏"鸢""鹇""弋"牵混为一,失之;王氏谓"与专切"之"鸢"本从"戈"作,经传"鸣弋"自非"鸣鸢",得之。然王氏改篆从隶,固不可取。其二,段氏径删《说文》"骘"下"读若郅"三字,王氏云其非,未足具论。今考段氏致误之缘由,殆其未明职、质二部古音相通也。其三,段氏以"幵"声之字皆隶真部,王氏非之,惜言之未详。今验之古韵谐声,知"幵"声字古音分隶元、耕、脂、支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