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珍家族事迹拾遗

方国珍家族是元明之际割据于江浙沿海一带的一支地方武装,正史、杂史对其多有记述而有大同小异之处,元末比丘循规募刻的<华严经>卷末附有愿文题记多组,乃当时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关方氏记载,可与史书相互订正.     

《瀛奎律髓》元代版本考

《瀛奎律髓》是元人方回所编的唐宋两代律诗的选集,对学习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故成书之后,版刻甚多。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版刻情况,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较多,研究者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其早期的版本情况,学者们争议较大。本文搜集、整理了有关《瀛奎律髓》元代版本情况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元代成书之后,本书或有版刻,但早已不传;而今人文中所提到的“元刻本”,其实为一明代刻本。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方东美论中西时空的生命情调与美感

方东美的时空观整体上呈现三横三纵立体架构.三横是指他的时空观是在希腊、近代欧洲和中国三种形态的横向比较中展开;三纵是指他对时空的分析,有一个由原始含义至外部特征再至生命情调与美感的三度递进过程.希腊人居有限时空,据实观物,但生命和谐完满;近代欧洲人将时空抽象化、无限化,常驰情入幻,常将生命陷入虚妄欲求之中不能自拔;中国...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朝的“坊”

"坊"是中国古代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蕴含的功能是多重的,其含义的不断变化也是透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东美生命哲学阐释

自方东美被列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以来,学术界关于方东美哲学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其原因既有方东美思想本身的因素,也与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关。但是若回归方东美思想的源头,这些分歧应该可以超越,因为方东美哲学是在《周易》基础上构建的生命哲学,他以生命哲学统摄百家,并以生命哲学作为评判百家的重要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把他归为哪一家,生命哲学是方东美思想之“环中”,而百家则是从不同的方面对生命哲学的体证、丰富与发展。     

《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

《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也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但它也有一些倒退,这与作者的封建卫道思想和生活见闻的局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