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中的时间名词看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

时间名词是一个民族对时间范畴认知的印记。仅从汉民族对记时时间和对持续时间的认知两个方面的探究，就可以发现汉民族对时间范畴的认知是多角度、多方式的，也是相当精细的。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

学界对中国国民党边疆民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这一问题,但是专门以国民党前身组织和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前的边疆民族观为考察对象,并梳理其边疆民族观演变过程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论回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四大共因

本文重点对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回汉亲密的民族关系的共因作论述和分析。全文依次从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回汉两族语言使用的共同性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证明回汉民族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这对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过程,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研究采取的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跨文化比较研究,目的是通过汉族和达斡尔族学生家长的取样测试,揭示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民族差异,探讨有关影响因素,为合理、有效的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人类学视野的古代汉族凤冠符号象征意义

本文以人类学符号象征理论,分别对凤冠的两大要素———凤和冠进行文化探源,分析了凤冠成为古代汉族女性至高身份象征的符号意义。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