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补中华书局本《南史》漏校数例

唐李延寿的《南史》是记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的一部纪传体史书。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广参了《南史》的众多版本、相关历史著作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成为目前所见到的最具学术价值的本子。尽管如此,《南史》在校点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现对《南史》校点上的遗漏之处进行探究及补充。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胡适杂文的艺术初论

本文从解读胡适杂文的文本入手,从文体结构、论证方法、行文造句及文学手法的运用诸方面探讨胡适杂文的表现艺术,指出胡适的杂文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结构严密。论证环环紧扣,说理极为有力。其二,清楚明白。一是思想清楚,观点明确;二是语言显浅,明白通俗。其三,议论形象。一是勾勒形象,说理可感;二是善用比喻、富于幽默,全文既通俗浅白,也还生动形象。     

东汉五原太守崔寔边疆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崔寔建议把边疆地区作为移民开发的理想场所,并把移民开发的作用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在任五原太守期间,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和完善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体系,使五原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维护东汉王朝在边疆统治的稳固做出了贡献。     

论1940—50年代中共对胡适的积极争取

19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为国家的和平、建设与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抗战胜利后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挥影响;建国前夕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与过去决裂,在思想信仰和治学方法方面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影响和挽留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50年代中期争取胡适,是期望他拥护统一事业,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胡适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1949年以后大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胡适最终没有接受统战的重要成因。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关于“奉项婴头”的语义──《两汉全书》整理札记之三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说客蒯彻劝说韩信反汉，以当时陈馀、张耳先友善后反目之事为例：二人结怨后，陈馀袭张耳，张耳“奉项婴头而窜”。中华书局标点本给“项婴”二字加了专名号，说明标点者将“项婴”理解为人名。其实“奉项”与“婴头”对文，“项婴”不是人名，这个专名号应当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