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     

语言的狂欢与心灵的痉挛--胡宽诗歌论

胡宽1988年及之前的诗作中，语言的狂欢通过“鼠”意象的大量描写营造出来，“人鼠合一”的背后是人之精神混乱的局面。从1990年开始，胡宽诗作中“鼠辈横行”、语言狂欢的现象渐趋平静，胡宽开始借用一系列宗教性话语来表达对当时社会语境中人之信仰缺失的忧虑以及对拯救灵魂的呼唤。胡宽虽未进入“朦胧诗”“第三代”等诗潮建构起来的“大诗歌历史”，但他却用一己之心灵书写了带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小诗歌历史”，他的诗作体现了语言与精神的相互缠绕。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考

胡乔木晚年 ,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这不仅在“文革”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人们从过去盛行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今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得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启示     

三山国王庙面面观

本文使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作者实地调查资料,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三山祖庙所尊祀的三尊神是岭东汉族移民的祖先神的新观点。文章最后阐明研究这一历史文化事象对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由来及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破除封建迷信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积极意义。     

商鞅变法得失新析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一次封建化改革活动。这次变法既有值得后来改革者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一系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不少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     

论胡风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文艺倾向的批判

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对我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学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胡风将之称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