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罗汝芳认为,圣与仁可在日用常行中得到,这一观点表明：＂日用＂就是人类生活的自身,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的境界的显现之地。有赤子之心的人,也就是审美主体,必须在日用之中,即在一种平淡自然的状态下实践审美体验,完成道的追求。他揭示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境界：道在赤子之心,则道的本质就是纯粹、质朴的,道本身含有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简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悖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     

两个罗贯中

有两个罗贯中,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约1280-约1360),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约1323-约1397),山西太原人.他俩不仅籍贯不同,而且年龄差别很大,小说家罗贯中比杂剧家罗贯中大约年长四十几岁.《水浒》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     

我国学校群育的发展与实施群育的现实必要性

群育,又称群性教育,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性的话题。我国自春秋战国以降,便有着丰富的群育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群育的优良传统,将群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列为国家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十分必要。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罗纶

罗纶在保路运动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以立宪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改初衷,仍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兴学救国之理,并实践之。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后,他在副议长的位置上弹劾官吏,使“议会始敢言,民隐毕达”,并领衔提出了《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