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拉族家庭教育问卷调研报告

大量实地调查的资料表明,目前撒拉族家庭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大量丰富的资料分析结果表明,撒拉族家庭教育仍不很乐观,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与实际要求的家庭教育仍有很大差距,该如何做,专家们从孩子培养、家庭道德、家长素质的具备方面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古代室韦、蒙古族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影响

室韦、蒙古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长期的游牧生活使其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活动,对今天东北体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政策。     

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中的史诗唱述及音乐样态研究

近年来,苗族史诗及苗族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侧重对仪式中史诗唱诵的文本译介或价值分析,缺少对音乐的描写及调查研究.我们注意到,苗族史诗的唱述是与其民族的民俗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为此,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聚焦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上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之民俗环境、音乐形态、史诗语言韵律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作为较特殊类别的仪式音乐,由多种乐器声响和人的声音相交融,是其民族的音乐、语言和信仰观念的综合表达.把握其唱述与传承的相关关系,对拓展民族音乐学的视野具有学术的意义.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家秩序,在尚未解决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种尝试注定难以成功。从条例的文本内容上看,该条例依然与现代国家成熟的国籍制度相距甚远。尽管《大清国籍条例》的立法尝试并不成功,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国民身份意识的萌发。一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人口管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而国籍法的首次颁布将能够为"个人"脱离"户",拥有独立的身份,提供可能性。从法制的层面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与颁布,使得"个人"身份具有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户籍到国籍,从臣民到国民,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替换为现代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逻辑,这部法律关涉"中国人"之法律身份之确立,为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埋下伏笔。     

马克思民族与国家关系思想的价值与时代反思 ——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

马克思民族与国家关系思想是当代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但在当下也遭遇 了时代冲击。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可以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思想，结合当下 的时代背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民族与国家关系思想对于现时代的指导意义，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人类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变迁——以云南省文山苗族为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山苗族的饮食文化无论是在主食、副食、饮品等食材结构,或是饮食器具、食物加工方法等方面,不管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这变迁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自然生态类型、社会经济因素、多元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却看得见的变迁,隐藏在其后的则是关于饮食文化中性别角色、族群记忆与边界、饮食安全与健康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