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简论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 ,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 ,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摛文必在纬军国”辨析——谈《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

《文心雕龙·程器》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为要旨的“文德说”，历来的研究者多正面肯定其说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阐释并不合乎实际。实际上，刘勰的“文德说”尽管在反驳“文人无行”论上是有力的，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说对规范文人的德行，鼓励文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该说又混淆了学文与达政、文才与德行的区别，过分强调文人对道德政治的依赖，这对于文人才能的施展实为一种限制。文章结合有关史实，对于“文德说”的来源、义旨、理论缺失及其原因作了翔实、深入的辨析。     

浅议儒学传播社会化成功的根源

儒学传播社会化成功的根源在于(1)传播方式上注重教化的作用,通过游说与辩论、讲学与著书跨越时空保存下来;(2)儒学内容根据政治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适合了现实需要,因而未被时代淘汰;(3)儒家思想已物化成礼,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实践和传播;(4)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将儒学奉为官方哲学,并通过创立官学、统一经学、以功名利禄驱动等措施予以支持和推行.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当人们开始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如儒学)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时,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贾宝玉至情人性的文化困境

在明清理学思想专制的氛围中，曹雪芹通过宝玉“女儿说”，展现了人与生俱来的至情人性；但在儒释道一体的封闭思想体系下，贾宝玉陷入了困境，或儒或佛，其至情人性终归泯灭。根据人的主体超越性与历史局限性的辩证关系，鲜明地展现了贾宝玉至情人性的文化困境。     

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趋近与中国文化创新

本文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的大格局,仍将是多元并茂、互补共进,人类文化、东西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彼此逐渐走向趋近和融合,在趋近与融合中化解矛盾、避免冲突、互补互动、创新发展。汤因比的“世界统一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既不符合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也是不现实的。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趋近与融合的大背景中,必然实现进一步的融合与创新,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