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对普寂生平的两个澄清——兼论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可以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王国维“境界说”的文化阐释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术语,但对其解释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传统的解释都是从艺术层面,把境界等同于意境。其实,境界并不仅指向艺术,更指向宽广的文化层面。首先,境界要求表达真实的人生体验。其次,境界更是指一种悲壮苍凉的生命情怀。最后,境界亦指向创作主体的人格,只有纯真无伪、人格高尚者才能创作出有境界的作品。王国维的境界最终是一种生命空间、心灵空间的呈现。境界实际是对人的生命质量的考察与品鉴,是艺术境界与生命境界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领域,而达到了生命美学、哲学的层面。     

《艺圃撷余》新论——从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说起

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一书向有赞誉,但在当下的研究中,因对文献的误解或误用,我们的理解并不符合王氏原意。详考其书,王世懋坚持七子派观点的立场并未改变,但他同时也反对机械地看待格调,并从更高的立场上指示了该如何理解格调,从而对七子派的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与修正。同时,我们在认识王世懋的身份时,除了观点上的倾向性,更要注意他作为文人所具有的特殊情趣与意蕴。     

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有感于德、日侵渔,由渔权受损而迫感海权旁落,于清末提出“护渔权,张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等渔业思想,并通过筹办渔业公司、宣示渔界海图、倡办水产教育、推行渔政管理、制定渔业法规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实践,诠释其渔业思想。综合张謇的渔业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渔权即海权”。他不仅率先揭示渔权与海权之间的关联,而且提出以渔界厘定海权边界之思想,避免了空谈海权,却不知其边界的窠臼。     

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

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李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开拓者地位。实际上,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创者是曾朴,而完成者是李人。曾朴与李人,均师承法国19世纪小说,以"风俗史"、"非英雄"的审美追求和独立的历史叙述,创作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叙写英豪、表现正统道德完全不同的现代历史小说模式。由于社会文化原因,曾朴、李人的历史小说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更多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形式;而历史小说创作,则基本回复到五四前的传统历史小说套路上。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的学术交流与翻译工作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是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在中算史上,李善兰既是数学家,又是翻译家和教育家,其著述之多、研究之广、成就之高,独步晚清。李善兰与同时代中算家的学术交流对中算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与西方传教士广泛的交流,则开启了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伟大阶段。李善兰的翻译著作较系统地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与观念,其翻译工作中所使用的名词和表述方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李善兰翻译工作涉及学科之多、内容之深,都是别人无从企及的,始于明末的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在李善兰手中达到顶峰。     

新见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

新发现的周静轩《秉烛清谈》佚文,虽非原文完篇,仍弥足珍贵,对于了解周静轩其人其书不无助益。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研究——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七）

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属于官员个人抄录的有关秦统一之际有关文书用语的汇集。文书抄录是当时国家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有官方行为,也有私人行为。正因为文书抄录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字的讹误或脱漏,所以战国时期国家制定了政令法规文件的定期核对制度,以保证政令信息的准确和畅通。官方文书抄录制度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官吏出于实用或爱好,纷纷抄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文书档案。这正是考古发掘在墓葬中得以发现大量简牍资料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