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诗歌经验对于戴望舒象征主义接受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接受 ,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戴望舒的象征主义接受立足于中国本土已有的诗歌经验 ,既积极调动了诗人主体的旧诗积淀 ,又充分考虑了新诗发展的实际需求。努力使接受成为一种主动的对话而非被动的倾听 ,显示出了鲜明的主观性、主动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进一步世界化的时候 ,他的做法 ,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清季官绅对不缠足运动的态度探讨

不缠足运动发展到清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士绅阶层利用话语权势,在宣传不缠足运动中不断完善不缠足的理论,以促进妇女的解放;官方也改变了以往的旁观态度,转而支持不缠足运动,对缠足历经由劝到劝、禁并重,再到以禁罚为主,有利地配合了民间的不缠足运动,官绅对缠足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不缠足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

阐述日本当代汉学家村上哲见的词学研究思想并探讨其词学研究的特点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研究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其在明清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深远影响:树立了集"忠义"和"神勇"于一身的崇拜偶像—关羽,提升了民族笃信好义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民族忧患意识。     

明末清初江南著名女诗人方维仪诗歌论

江南桐城＂方氏三节＂于明末清初即享誉诗坛,其中方维仪诗画成就最高,然其婚姻短暂而不幸,归家守志清芬阁。她著作较多,流传极少。诗存百余首,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感伤诗,抒发了一个守节殉道者的内心孤苦悲戚之情,揭示了封建社会节妇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困境;二是忧时伤乱之作,反映明季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其诗感情细腻,真挚沉郁。     

全球一体化催生的一株诗坛奇葩——中韩生态环境诗兴起脉络初探

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生态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影响到了中韩两国的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中韩两国诗坛上先后兴起生态环境诗。虽然中韩在社会基础、诗歌自身发展等因素上存在着各自差异,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生态环境诗则形象地表达了两国诗人对工业文明的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