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屈原考辨

通过史料考证屈原生活的音乐之乡、音乐之国和受到的良好乐教及音乐素养,分析屈原诗歌中对音乐的描摹、屈原的音乐创作及其《九歌》唐代在民间的影响,认为屈原是伟大的音乐家。     

从才女到道德偶像——试论明清文人对冯小青及其生存环境的解读

在明末至清代的“冯小青现象”中，冯小青在文人的笔下逐渐寄托了众多的意象。其中之一就是：文人对其人及其生存环境进行解读的时候，冯小青从一个现实中的才女演变成为那一时代的道德偶像。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文人的阅读视野最终实现了突破，对于“冯小青事”的接受效果既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时代的因素。     

试论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瞿秋白

自1923年党的“三大”至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党内一批杰出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创造了条件.本文以瞿秋白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为依据,探讨他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作用.     

论瞿秋白的人文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人文精神是人类为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以及勇于实践的奋斗精神。作为对人类价值追求的意识倾向,人文精神可以从两方面体现,一个是思想表达,一个是行为表达。瞿秋白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表达主要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理论著述之中。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论吴梅村的《鸳湖曲》

文章对《鸳湖曲》的作期作了补充论证，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鸳湖曲》的主旨有双重意蕴，即寓身世之悲，表达个人生命与时世迁移的两重悲剧。同时指出全诗的主线为竹亭湖墅，对《鸳湖曲》一诗有关吴昌时的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     

试论屈原和李尔王发疯时的精神追求

本文比较《屈原》和《李尔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疯”时的原因及其精神追求。屈原的精神追求更完美，道德品质更高尚。     

楚辞研究在台湾（1947-2009）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迄2009年台湾出版过楚辞著作之学者有七十多位,出版的楚辞专著有126本,撰写的硕士、博士论文有56篇。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楚辞研究的重镇,研究楚辞的学者最多,培养的楚辞硕士、博士最多,成绩最为可观。台湾楚辞研究呈现多元的局面,对楚辞的各个领域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台湾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楚辞学者有苏雪林、台静农、缪天华、何锜章、史墨卿、彭毅、傅锡壬、陈怡良、高秋凤、廖栋梁等,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学者或师生相承、或彼此取资,共同促成台湾楚辞研究的薪火相传。以楚辞为主之学术研讨会,相对于大陆,则明显太少,这与台湾国学研究的多元化有关。总体来看,台湾的楚辞研究并没有像大陆由于政治局势的干扰而显现极大的落差,六十多年来始终受到重视。     

李立三、瞿秋白与“立三路线”批判

在＂立三路线＂批判过程中,李立三和瞿秋白同为批判对象,并因此而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双方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对党内外的指责、以及离开原来工作岗位之后的心境并不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坚持党性原则以及个人品格方面又有着相当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