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旸生平行实考述

乾隆元年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出生于扬州甘泉一个破落盐商家庭,肄业于梅花书院,师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他少负才名,胸怀利济天下之心,深谙八股为文之道,却屡试不售。其诗、古文、词曲享有时誉,颇受当道赏识。除总理扬州词曲删改局校曲事和参纂《甘泉县志》外,嘉庆年间他先后被两淮盐运使曾燠和浙江巡抚阮元延为座上宾,并应后者荐举,北上阙里,教授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经文。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十三至十九世纪初西藏地方上层斗争及其影响

公元13世纪中期西藏地区被纳入祖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这种矛盾与冲突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放奇葩角两雄——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

陆游与元好问是一南一北、同时而稍有前后的大诗人,无论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二人都值得比较。题材上,他们的爱国诗一偏重抗敌救国,一侧重忧时伤乱,闲适诗一品味清闲,一忙中偷闲,各有千秋;形式上,二人都长于七律,都渊源杜诗,陆诗多豪情壮概,元诗多苍郁悲怆,然二人七律皆多复句。两雄并立,成为南北诗坛遥相呼应的高峰。     

论屈原的爱国焦虑

屈原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他的壮志理想是和楚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愿意充当一个马前卒,为楚国的兴盛鞠躬尽瘁。当时的士人阶层被普遍的心理焦虑困扰着,屈原也在所难逃这种心理的焦虑,而且,由于其身份地位壮志理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他的这种心理焦虑特别是爱国焦虑要强过一般的人。     

马革裹尸何处还——马援征武陵蛮殁地新考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武陵蛮,病死军中,后当地形成广泛的马援崇拜民俗。通常认为马援身故之处是沅水壶头山,今据史料考证及民间采访,认为应是澧水上游的张家界天门山。     

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以后的包公戏定下了基调:在题材上注重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掘,注重描写百姓在权豪恶霸凌辱下的痛苦;在人物塑造上,他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清官能吏的代表人物包公,着力刻画他巧用智谋惩恶扬善;在悲剧审美趣味上,大团圆结局总有一种缺憾,并反映民众一相情愿的天理力量,是一种苦涩的大团圆。     

元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族以＂尚武＂著称。初期,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巩固,当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元朝封建统治的主要障碍时,统治者采取实施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元朝统一政权的形成。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采取诸多看起来对汉族士子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能从自身客观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应对其进行公正而不失偏颇的评价。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中间物——关于瞿秋白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是从儒家经典世界走向现代马列文论建构的文艺理论家。从社会功利角度观照文艺始终是其基本原则。在接受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之后,瞿秋白的古典文艺思想在实用主义主旨上迅速与革命事业的需要联系起来,成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而这在以阶级来划分立场的时代最终只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中间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