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南纷乱的公共领域:基于米盐公股问题的考察

米盐公股是粤汉铁路商办时期湖南通过米捐和盐斤加价形成的巨额公产。铁路国有化后,米盐公股的索讨、保存和分配引起湖南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湖南教育界、工业界和慈善公益人士围绕米盐公股的最终用途更是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因此成为重要的公共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省宪及联省自治、落后的经济、拮据的财政等因素对湖南社会的影响,也相当典型地映照出民国时期湖南公共领域的热闹与无序。     

从买办起家的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唐廷枢

唐廷枢早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过十年买办,积累了丰厚的资产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后创办和经营洋务运动时期两个规模较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历史事实表明：唐廷枢作为从买办起家的中国第一位具有近代经营管理才干的企业家,以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独特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

长芦盐业自“汉以来率皆注重沧州”,沧州不仅是“盐产中心”,而且为“盐运总汇之区”,管理长芦盐业的机构———长芦盐运司又驻其地,因此,直至明中叶,长芦盐业的重心一直在沧州。但明中叶以降,长芦盐业的重心逐渐北移,到清代,天津则取代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重心。运道的变迁和晒盐技术的推广是长芦盐业重心北移的关键。     

集体观照下的身份选择与构建——解读班芭拉的小说《吃盐者》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族裔如何建立起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班芭拉在长篇小说《吃盐者》中提出的关键问题。对此她给出的解答是,在主体性身份的构建过程中,明确个人的自由与责任,建立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抗战时期地方的党团之争——以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

抗战时期的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关系是研究国民党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盐产区,四川自贡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与三青团地方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权力竞争激烈。在一场涉及盐业工人纠纷的事件中,党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虽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市府的斡旋下,事件看似得到平息,但党团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日益成为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既反映出党团双方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实况,也充分暴露出它们争夺地方政治资源的经常性和残酷性。     

海陵监和西溪盐仓考

海陵监在中国海盐史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海陵监和西溪盐仓史料的梳理,认为海陵监的设立时间应在乾元年间,设立地点在东台西溪,并认为在西溪三相中,晏殊实际上并未在西溪任职过,是前人之误会。     

晋商开发山西煤炭资源的历史活动及其当代价值

山西不仅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产煤大省,而且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煤炭生产的基地。而这一经济地位的取得,与晋商的贡献密不可分。晋商对山西煤炭资源的开发,对山西煤炭利权的争取和保护,对山西煤炭现代化开采的实践,无疑对山西煤炭大省的建设做了重要的奠基,意义非凡,他们艰辛而伟大的劳动成果延续至今,且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论徽商的文化自觉

本文所谓文化自觉,是指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清醒的理性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且能够付诸实践。徽商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商帮,表现在如下几点:(1)敢于冲破传统的四民观,毅然走上经商之路。(2)能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坚持商业道德。(3)自觉投身到各种文化事业中,对收藏、刻书、戏剧、书法、医学、教育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及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4)秉承正确的财富观,勇于社会担当。(5)不少徽商认清形势,自觉实现转型。徽商之所以有这种文化自觉,是因为徽商"贾而好儒",有文化、有信仰。有文化就富于理性,能够正确处理各种问题;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文化和信仰,两者具备,才能升华为文化自觉。     

据台初期日本政商界对台湾的盐政调查——以台湾总督府民政局调查档案为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作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与丰富资源的台湾被日本强行割占,沦为殖民地。自此开始,台湾在日本的残酷压迫下,逐步走向＂日本化＂与殖民化,成为日本继续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与经济附庸。甲午战后,日本占据台湾初期,日本侵略者相继对台湾盐田进行实地调查并呈报复命书,寻求发展台湾盐业。自1895年至1905年间,台湾总督府对岛内产盐地区共组织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盐业调查。这三次盐业调查使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对台湾盐政制度及产销关系有了较为完整而明确的认识,从而为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

唐代是对外开放的盛世,对外来文明多所吸纳.其中胡商、胡马、胡香是与唐人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的外来事物,它们在唐人文学中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大唐社会及大唐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