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农村党的村级组织建设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村级组织建设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紧紧围绕富民强村的目标 ,加强党的村级组织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     

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博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必触动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两者在上市中可能的决策倾向,有利于解释现存制度不足。研究表明,在现存税收、土地制度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受到地方政府阻碍;要达到政策预期改革效应,须改革税费,提高征地成本,同时修订和补充现行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税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涉及流转及利益分配原则和程序的条款,建立初次流转增值归公和城乡一体土地税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和规范博弈利益的分配。     

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

基于“淘宝村”兴起的现实背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电子商务以一种外生技术进步的角色对专业村行业市场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产生影响。在“准完全竞争市场”等一系列假设前提下分析得出,电子商务的引进使专业村的整体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但其提升幅度受到电子商务技术进步率、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三方面有关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互联网普及程度、电商平台建设力度、物流产业发展状况、消费者网购偏好、产品类型、产品特色程度、品牌信用度、替代品行业的电商化程度、追加要素的成本等。如果进一步放宽假设条件,则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还会受到线上销售比重、线下生产效率、产业集群环境等更多因素的影响。     

云南尼苏人“花灯”的学校教育传承初探——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

云南尼苏人“花灯”是云南省红河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以蒙自市永宁尼苏人村寨为个案,从传承百余年的永宁尼苏人“花灯”的教育传承现状出发,对尼苏人“花灯”引入学校教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尼苏人“花灯”特色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尼苏人“花灯”知识的师资队伍、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传承尼苏人“花灯”和开展尼苏人“花灯”特色文化课外活动等思路,以此助力尼苏人“花灯”的传承与传播。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

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涵盖了省域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以及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乡愁”记忆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国学的思想宝库,及时保护利用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树立正确的观念、科学规划和严格执行最重要,持续而有保障的土地、资金和传统技艺投入是关键,正确处理各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保障。     

农村现实的深度描写——论《村子》

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是新世纪农村题材小说中十分优秀的一部作品。作家秉持了当代陕西作家多以当代农村的变迁和关注农民命运为书写中心的传统,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为血肉,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为当代文坛的艺术画郎添上了独具个性色彩的一笔。把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提到了新的艺术高度。他对农村社会现象的关注和书写,对当代农民命运的思考,对传统文化在农村的消解的审视,对当代农民各阶层文化心理的透视,都有力透纸背的力度和艺术新颖感,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