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试析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从《前赤壁赋》看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的产物,更是作家文化品格的体现.通过对《前赤壁赋》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指出苏轼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恒常"与"变易"的辩证思维等是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而为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条件.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试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体系

马建忠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语法学理论中的句法学说,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我国传统语文学的句法观点,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句法理论。在《马氏文通》中,"句法"一词共出现了44次。《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由"句法单位论"、"句读成分论"、"次论"、"句型论"、"句子语气和句类论"等五个部分构成。     

浅论先秦时代"士"阶层与道德教育传播

从历史的观点看,“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先秦时代的道德教育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角色主要由“士”阶层担当。他们积极投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先秦时代道德教育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极大地促进了道德教育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在先秦时代“士”阶层则主要通过游说、设私学、身教、文字媒介等四种方式来传播道德教育。     

"算经十书"数学思想简论

"算经十书"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经典。探索和追求精益求精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讲究明确的思想依据,着力于灵活和广泛的应用,是其数学思想的精粹。"算经十书"构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的传统数学体系,其发展主线是沿着探索、完善和提高"推步"前进的;它把擅长计算的推算和证明的推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传统风格和手段。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传统,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