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司马相如文艺思想与儒家文艺思想大相径庭吗？

本文通过分析司马相如主要作品的创作背景、儒家文艺观的基本内容以及司马相如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可能性,集中回答了司马相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指出其文艺思想中包含了明显且明确的儒家意识。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东晋中期的两大文学集团

东晋中期的政坛中存在着两大势力群,即盘踞荆襄的桓温政治集团与代表司马王室的司马昱政治集团。桓温与司马昱都爱好文学,招纳才士,围绕他们形成了两大文学集团。两大文学集团之间既有对抗,也有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文坛的格局。它们改变了当时文人的生活,促进了各种文学活动的展开,更对玄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司马相如赋中的名物叙写探奥

司马相如作为文字博物学家，其赋中动植物异方殊类，驳杂万象，凡天上地下，水居陆生乃至神话传说、古籍字书等无所不包。这些动植物多以名类聚，鱼贯而列，一词一语，均非简单堆砌可成，文情所至，结构浑成。或彰显帝勋，或暗寓武功，均隐含赋家褒贬之旨，堪为后世模则，然后学多师其辞而遗其意，不解相如旨归。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屏风漆画,无论从美术题材的选择,还是绘画技法的运用,都传达出了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风尚。由此可以看出公元5世纪晚期汉胡文化交融下的平城,正流行着楷模汉家风仪、宗尚儒道伦理的审美时尚。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司马相如赋论发微

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伟大的赋作家 ,而且在赋体文学创作理论方面 ,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他第一个强调文学语言的音乐美和色彩美 ,第一个从艺术角度阐述文学想象问题 ,第一个以自身的创作行动展示了文学创作的特殊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强调艺术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些观点 ,不仅远远超过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都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     

司马迁《报任安书》读札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撰写情况的珍贵资料。任安获罪的经过直接关系到司马迁对任安的态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苟活的目的,这些对正确解读《报任安书》以及司马迁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