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演变研究之一

文章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的演变过程。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和探索中国人口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命题。建党伊始,我党领导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有力地驳斥了人满为患论,将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社会制度,保证了革命方向的正确性。革命成功后,党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使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50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还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种思想路向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两者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有重大区别。它们的对立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这个领域的一切成功经验,都是贯彻＂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思想路向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就在于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以及一切有用思想资源在实践方案的制定中结合在一起,化作成功的实践方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无古人,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十分重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逻辑必然

百年探索史、奋斗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其背后蕴含历史、现实与理论的深刻逻辑必然性:它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光辉传统予以承继的历史必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哲学思维有效化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前提与方法论意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持久的指导作用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     

从和谐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才能引领中国走向成功,不相适应,就会带来挫折。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而它之所以能中国化就是因为它与中国文化有共通的契合点,可以求同存异。和谐观就是它们的一个契合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理念的和谐观念如果与马克思主义不能求同存异,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独秀在领导、参与以及思考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中国革命的政治前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党内民主等问题,提出许多具有个性和预见性的见解,在历史和逻辑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做了最初的铺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提出了一种"共同体"理论。20世纪30~4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这对于推进当今学界"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亦有重要影响。     

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及其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具体地说首先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代表作有:《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其次是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其三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尤其是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更有着重大意义的理论,它要建立的科学和人文统一的社会学,更需我们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这也可以说是费老的学术遗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进入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反思,是从整体上把握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创新和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梳理,由此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正在理论和实践中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