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德美学的先验转向——兼就目的性原理的形成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国内学术界论述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内在关系以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的形成问题时,常常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把目的论判断力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衍生物”,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看作由审美判断力提供的。这是一种未经历史分析的独断。通过康德美学先验转向的历史分析,可以说明康德是如何通过目的论的研究为审美判断力寻找到了先验的原理———目的性原理,从而澄清学术界对于康德美学中目的论的认识。     

文明的本土化及其传承载体——中国阿拉伯字母体系汉语拼音"小经"文字历史演变考论

“小经”文字是一种阿拉伯字母体系拼音文字,它与穆斯林在华所使用的文字包括唐宋时期阿拉伯文、元明时期波斯文有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为“小经”文字的出现造就了重要的语言文字背景,同时元末明初移入中原的穆斯林已本土化并学习和使用汉语,但未掌握汉文字,这也为该文字的出现创造了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小经”文字于元末明初产生了,并在碑文、回回药方、“来文”等“小经”文献中有所反映。“小经”文字的产生对穆斯林文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契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一定的时代氛围和民族土壤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空条件;中国的国情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飞跃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成功契合,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     

欧美当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内涵、依据和存在的问题

指出欧美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不是把这一哲学的分支学科转变为经验科学,也不是使它远离规范性内容,而是要求把关于技术及其效果的哲学分析建立在对技术的充分的经验描述之上.阐释了这一转向的存在根据即技术人造物具有的二元特性,即结构特性和功能特性,论述了这一转向在技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领域中的表现,分析了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并就"经验转向"相关的某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杰出贡献(1976-1982)

在1976年到1982年这一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陈云与邓小平一道,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力主国民经济调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呼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格党风党纪;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参与制定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为解决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发挥了中流砥柱、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为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做出了杰出贡献.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陆游诗词中的川菜记忆简

陆游在四川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八年时光,留下了大量描写蜀地生活的作品。本文以陆游描写川菜的诗歌作为切入点,展现宋代川菜的一些特色风味,并分析陆游入蜀后饮食习惯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对四川文化资源意义作进一步挖掘。     

“秦弃礼义”考辨

秦汉间多言＂秦弃礼义＂,实以周礼传统审视秦礼。其实秦有仪法,且其多杂戎狄传统,兼采六国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周秦礼制因时势而演化,周以礼作为治国精神,秦视礼为行政手段,二者秉持不同,自然形制迥异。     

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转向：价值诉求与实践品格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出现了强调“公共性”价值、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社会和谐、行为自律的道德化转向,显示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及其实践追求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诉求打开了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视野,摆脱了泛理性化和技术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不仅赋予了公共行政理论合法性根基与价值合理性基础,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乏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