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华画论的审美理想论析

姚华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画理论家,他把绘画界定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强调绘画应肇始自然,作画要心意结合、“意到笔随”。针对绘画创作的程式问题,他认为应该敢于寻求一种理想的“自适”状态;在绘画的立意和评鉴上,他提出了“骛关则离真,求真则失美”与“以不关为关”的审美理想论。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见山终是山 见水终是水——论余华创作的三个阶段

《活着》改变了余华的文坛地位,标志着余华完成了优秀作家所必须经历的思想升华,达成了对人生善一恶一无善无恶的认识。以1984年为开端,纵观余华的写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余华先领会善,再抒写恶,在充分了解恶的基础下温暖地描写人类的善意,这就是所谓见山终是山、见水终是水、山水都别有风景的意境。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楚辞·天问》所见夷夏关系及其考古学印证

《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夏、夷集团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和交流并进的:在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方式的交往;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武力斗争。《天问》仅千字之文,全面记载了这一时期东夷、华夏集团联盟间的重要史事,难能可贵。     

见山终是山 见水终是水——论余华创作的三个阶段

《活着》改变了余华的文坛地位,标志着余华完成了优秀作家所必须经历的思想升华,达成了对人生善—恶—无善无恶的认识。以1984年为开端,纵观余华的写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余华先领会善,再抒写恶,在充分了解恶的基础下温暖地描写人类的善意,这就是所谓见山终是山、见水终是水、山水都别有风景的意境。     

民族作家王华《家园》的人类学解读

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在创作中始终坚守乡土民间立场,关注贵州村民的生存真实,她的小说《家园》即是其为彰显乡村文化的人文价值而展开的一次文化玄思与表述尝试。《家园》通过安沙文化与山外文化的一系列碰撞、比较,隐晦曲折地诠释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在《家园》中,对自身文化从不敝帚自珍的安沙人,在迁居山外、饱受折磨的过程中,终于逐渐认识到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继而决心用魔幻化的绝望手段来守望安沙文化。《家园》表明王华的乡村文化表述成功地实现了范式超越,其特点就是借鉴“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符号学”等文化研究手段进行民主、平等的地方性文化表述。     

试论“花儿茶园”与花儿的传承

“花儿茶园”是近年来在青海各地兴起的融花儿和饮茶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花儿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花儿茶园”在培育花儿歌手、满足城乡群众对花儿的需求、弘扬和传承花儿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纷扰的《兄弟》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

余华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历年来评论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呈稳定攀升的态势,2006、2007年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其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弟》的出版问世。2005年,《兄弟》（上）引爆了学界的骚动,2006年的《兄弟》（下）更是一枚重磅,激浪千层,而学术界所渐现的“褒”、“抑”两种观念和态度的对立,也使余华及其《兄弟》陷入较为尴尬的境遇,在经历了“重创”与“荣誉”前所未有的冲撞,更显现了一种纷扰与暧昧的状态。本文旨在将2007年度余华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兄弟》研究、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及余华前期作品研究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地展现2007年余华研究状况．同时也希冀能为学界的余华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