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王梵志诗中的浚县俚词俗语浅释

王梵志诗语言通俗易懂。其中,口语俚词、俗语方音俯拾皆是。对此,诸家多有注释,然有不少未及,且又多有讹误之处。今就笔者所见拾缀如下,权人诸家注释之补。     

从王维诗歌看盛唐的隐逸文化

通过王维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空间,可以归纳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隐逸文化,透析出盛唐文人在大唐盛世背景下走向隐逸的深层原因,即有唐代统治者对文人士族话语权的限制,“终南捷径”和庄园别业的兴起。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     

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

王安忆小说创作执著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不得不承受守望生命存在的人生孤独,其小说中的生命个体虽然表现出走出孤独的种种努力,但挑战孤独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忆的小说守望孤独而并不绝望。     

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论王维幽静之美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但是由于他艺术成就比较高的以幽静谐和之美为特色的诗 ,因其没有明显表露其外的思想性 ,历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有时甚至受到批评。但王维幽静谐和的山水田园诗不仅仅是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而且诗中所表露出的意在言外的思想性在当时的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     

王阳明心学思想中非理性之维对德育的理念启示

在传统德育乃至现代的形式化德育当中,程朱理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侧重点在于理性至上,强调理性对于个体单向的塑造,从而导致理性愈来愈成为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而王阳明心学在不忽视理性的前提下,给予了非理性因素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落实到德育领域,非理性之维更是实现道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