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视角下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研究

以勒菲维尔改写理论为支撑,以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操控翻译。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控制赞助人、文艺政策、诗学,对王科一中译本文本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词汇层面的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需要”和“欲望”:正确理解“审美无利害性”必须分清的两个概念

康德把审美判断的特征从"质"的契机上界定为"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其用意在于借助审美来抵制人的思想行为受"欲望"所支配,从而使人具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表明审美乃是"作为一个人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需求。但这一思想从王国维把"美学"介绍到我国的那一天开始,就遭到我国美学界的曲解和误解,以致对"需要"与"欲望"不加区分、把"需要"也当作"欲望"来加以否定,从而造成我国现代美学研究领域的所谓"人生艺术化"而实际上却是与现实人生分离的一种高蹈的理论。由此,在区分"需要"与"欲望"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可以看到美与"作为一个人的人"的生存活动的不可分离性,即美是人的生存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汪元量诗略论

汪元量作为宋末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堪称“诗史”的现实主义杰作。他的诗除了内容独特为世人瞩目外 ,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 ,汪元量的诗歌同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一起 ,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和最高成就。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 ,共产国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对毛泽东存在着看法 ,但由于毛泽东正确地对待了共产国际指示 ,正确地处理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最终作出了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决策 ,从而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王安忆小说中的童年意象

童年意象的运用是王安忆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成长中的儿童"是王安忆小说中特有的形象.以儿童形象为象征载体进行文化批判是对童年意象的出色运用.儿童视角的发掘使王安忆的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使细节化呈现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与文本的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儿童视角的运用还让作家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独立、警醒的创作立场.     

明清之际三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安定思想

明清交替之际 ,三大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著作中均有丰富的社会稳定思想。其中 ,“为天下非为君也”、“使天下各得其所”的思想最具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