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战文化的勃兴及其影响

湖南不仅是是“九一八”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七”后一年半内，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和内涵，对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对外贸易以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为分水岭,经济危机前对外贸易迅速复苏并不断攀升,之后则节节下降,到30年代末逐渐又呈上升态势。一战后德国进口商品以原料和生活资料为大宗,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社会民众生活贫困,购买力也急剧下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出口市场以成品和半成品为主,体现了德国化工、机械、钢铁等传统优势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食品出口的比重则在不断降低,到30年代末,已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论文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概况,试图描绘主要译本在不同时期的传播规律,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比较、描摹《孙子兵法》在异质文化的运行轨迹与反拨情况,认为迄今为止因少有学者追踪该典籍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影响,所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研究的不平衡与中外文化交流“逆差”的局面；论文还就英译本的整合、典籍英译与文化输出等问题对其未来传播研究作一些展望.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昊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试析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意识形态的强化灌输

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第一场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进行的战争,军方政治宣传机构在战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职能也由鼓舞军心士气向宣扬美国价值观,炮制反共宣传转变。从美军官兵的反响来看,单纯以思想控制为目的的政治灌输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但它应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端,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宣传在冷战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和完善。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冷战思维分析

主流价值观的差异决定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而经济管理手段是由社会治理模式来决定的。冷战思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它继承着资本主义同盟的冷战任务、在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价值观、遏制和消灭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冷战思维在两个层次影响国际金融:第一,对异质发展模式的敌视,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动荡;第二,对社会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与经济管理,致使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抗日战争时期旧体诗词之“气”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体诗词具有十分明显的"气盛言宜"的特点。细究此期作品,大致可以把"气"分为三类,即不平则鸣、怒发冲冠的豪壮之气;感荡心灵、情景互动的愁怨之气;陈诗展义,低回隐忍的幽咽之气。     

美国"冷战"政策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

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与美国"冷战"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因"冷战"政策而转变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使苏联获得有关领土的法律依据缺少说服力,同时也给日本收回领土提供了口实;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但又不规定其最终归属对象;美国对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干涉,表面上支持日本方面主张,实质上阻止日本方面妥协而使领土问题成为遗留问题。美国国际"冷战"政策是造成战后日苏及日俄领土问题形成最重要的外来因素。     

Professors on the Run: How Marcos’s Narratives of Zapatismo Refashion North American Cold War Anxie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muniqués issued by Subcomandante Marco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in Mexico (1992–1998). It addresses a double voice, and a double mission, of these internet pronouncements: first, as a tool for a local Indigenous uprising in the state of Chiapas; second, as a part of a much broader anti-neoliberal and anti-neo-imperialist struggl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nusual interlacing of a local, almost intimate struggle with a much broader ideological struggle has its sources, models and origins, paradoxically, in U.S. Cold War anti-communist discourse of the 1950s. Both discourses featured almost priestly, technocratic, master-explainers of an unseen enemy; both resorted to normative narratives of domesticity and infantilization; both relied on masked anti-heroes.     

论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创作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这批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延安木刻家及其作品,除了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延安木刻版画艺术在民族特色方面的执著追求。延安木刻家们将西方木刻"拿来"时,"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鲁迅语),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木刻版画创作新路。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对新中国美术产生过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确有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