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运综述

海运是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元代海运的成因、发展阶段、主要航线、运粮情况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     

徐渭、董其昌文论比较研究

徐渭、董其昌二人深受晚明心学思想 (特别是王学左派 )影响 ,具有“狂者”精神。在文论上他们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 (徐激烈尖锐 ,董温文尔雅 ) ,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 (徐提倡“真我”、“本色”,董提倡“淡”、“真种子”、“真血脉”、“悟”) ,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 (徐倾向于道 ,董倾向于禅 )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 ,使他们的文论又具有相异性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韩非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本文是对近五十年来学术界关于韩非念伦理思想研究成果的综述。学者们对韩非伦理思想的认识存在很大分岐。在人性论上有人性恶、人性自私、人性自然三种观点,在道德观上有非道德主义、道德无用论、后天道德论三种看法,在德法关系上有以法代德、法主德辅、德治一致三种认识。另外,还介绍了学者们对韩非公私观、仁义观的研究观点。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周邦彦词的思想内涵简析

周邦彦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词题材广泛,意蕴深厚。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作品作了简要的评析。     

袁宗道与晚明禅宗和净土宗

以佛教义理阐释儒学,是晚明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袁宗道因为生死问题接触佛教,而后潜心禅宗,以禅学诠释儒学;又和袁宏道一起大力推行净土,提倡念佛法门。袁宗道为纠正禅宗之弊和推动净土在晚明的展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论江泽民的行政管理创新思想

创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在继承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胆创新。江泽民对行政管理思想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行政管理观念的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     

革命的姿态——对周扬上海时期(193l-l937)文艺思想的解读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上海时期(1931—1937)的文艺思想又为他的整个文艺观念奠定了基调。30年代,他认可了文艺与革命的紧密联系,并对两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有过细致的考查;他紧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潮;在这个时期,他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