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的基本涵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指代的对象有具体财物、学术与技能、封爵与家族地位、政权.其中,指代具体财物是"家业"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他涵义都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家业"的内容如何变化,都是基于"可继承性"这个因素上,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家业"披上了时代的外衣而已.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中国20世纪初期隐逸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上承古代隐逸文化传统,下接当下文学风尚。它承载了多重的文化意义,为文学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向度和研究可能。隐逸派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存在,与佛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多种可能。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事死如事生: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解读

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西地区发现了许多魏晋十六国镇墓文。这些镇墓文主要书写死者去世时间及建除十二直、死者生前所在郡县乡里、死者姓名及相关信息、解注辞与隔绝生死辞、沟通人鬼的神灵以及代替死者承受央咎、罚作的承负之物等六个方面的内容,主要目的在于隔绝生死、使死者安息、为生人除害。这反映出民众"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丰富的生活世界。     

初唐“四杰”的文学审美成就

王、杨、卢、骆“四杰”崛起于宫廷诗风笼罩的初唐文坛 ,但他们并没有囿于固有的理念和规范 ,而是在对宫廷诗的改造中完成了新型的创作审美追求。他们的诗作闪烁着社会理想焕激起来的热情和意气 ,又由于个性气质的多愁善感 ,促使他们深入于时间审美的开拓与深化 ,显示了超拔的创作个性。     

魏晋南北朝传统乐器赋研究——魏晋南北朝乐舞赋研究系列之二

魏晋南北朝的传统乐器赋相对汉代的乐舞赋来说数量相当可观,上承汉代枚乘《七发》和王褒《洞箫赋》,并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程式,表达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鲜明的思想和抒情倾向,抒发出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对理想社会和高尚品德的向往。     

网红裹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危机、契机与转机

网红作为一种极具时代性的新兴文化现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双重影响.在网红现象的裹挟下,去中心性易引起教育主体的地位边缘化,泛娱乐性易致使教育客体的思想紊乱化,高交互性易引起传统介体的实效弱化,泛商业性易导致教育环体的境况复杂化.同时,网红现象也强化了教育者的主体素质、调动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增进了教育介体的时代感并增强了教育环境的互通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革新教育主体的育人理念与方式,增强教育客体的自我约束力,运用网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多方力量优化教育环境,以增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     

新媒体建构少数民族网红形象的传播机制——以“丁真”事件为例

2020年11月,藏族小伙丁真凭借一条抖音视频的快速传播迅速走红网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顶流网红。丁真走红的传播机制在于新媒体具有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为以丁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网红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新媒体所具有的即时性、交互性、跨时空性等特点又为丁真等人的爆红提供了现实的传播土壤。网络上被公众称为“甜”与“野”的并存,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对“淳朴、野性、自然”等元素构成的真善美的共同追求。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有利于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保持与包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利于强化各个民族文化的“一体性”,弘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