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显鹤故居保护与利用刍议

清代文献学家、文学家邓显鹤的故居南村草堂今已摇摇欲坠,破败不堪。应从保护地方文化资源的角度加以维护和合理利用。     

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浯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魏晋风度与犬儒主义的比较及其启示

古希腊犬儒学派与我国魏晋风度均诞生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皆表现出蔑视世俗礼法、轻视物质利益、鄙视现实社会等特点。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环境迥异,他们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及返于自然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对犬儒主义和魏晋风度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人物姓名的英译

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历史人物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或文章中,译不好则不仅影响作品的质量,还会影响交流,甚至铸成大错。总而言之,翻译历史人物姓名共有七种方法,即省略、增加信息、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译意不译音、译熟不译生、复姓的译法、按排行起名的译法。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