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 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 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 >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 >政治教化 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 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试论欧阳玄散文中人物刻画的艺术

欧阳玄散文中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类型多样,人物众多。而他的人物刻画艺术特别突出,具体手法有: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以作品显其人,通过诗文领略人物性情;深解所居之所的名称,来彰显人物特色;借他人之言,侧面烘托人物形象;以事写人,典型事例更显人物特征等。其作品刻画人物手法多样,细致入微,体现了欧阳玄散文的独特成就。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研究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在体例、书目的选择与分类、著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反映了同光时期的学术体系相对于乾嘉时期而言已经出现了某种突破和创新,具有十分明显的学术转型意义。透过《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能够清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具体内涵。     

清吴雯《莲洋集》版本初探

吴雯是清初著名布衣诗人,王士祯在其墓志铭中“目为仙才”,名噪一时。吴雯的诗歌成就很高,对于后世影响颇深,但对其诗歌内容的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空白,诗歌版本系统流传更是被忽视。通过对吴雯诗集各种版本源流与继承关系的研究,可以把其版本粗分为四个系统,即刘组曾系统、孙谔系统、张体乾系统以及其他系统。刘组曾系统是目前为止所知刊行最早的系统本,从刘组曾到宋弼再到徐昆,从时间上反映了诗歌的演变。其他系统又从另外的角度阐释了吴雯诗歌的特色。无论是哪种系统,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吴雯诗歌。     

论《说文广义》的虚词研究

王夫之在《说文广义》中提出语助皆有所本，揭示了虚词由实词演变而来；所用术语初步体现出虚词次范畴的分类意识；考释虚词重视书证；论及汉语虚词的兼类现象，对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进行了详细阐释；对同类虚词重在比较，探讨声气运用的差异，与古汉语虚词研究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学界关注。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天问》“问天”三考——兼质疑闻一多《天问释天》

闻一多对“斡维”“天极”“顾菟”的解读,并非新解,只是沿用前人之说。他的“‘女歧’为尾星”“‘伯强’当为箕星”的说法倒是别致,但不符合文本原意,也不符合全诗主题。“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句中之“利”当读若“黧”“黎”。《天问》中“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二句是针对前人关于“氐”星和“亢”星“以合时应”占语的质疑,实际也是对前人制定的金科玉律的怀疑。离开了全篇主题和层次,单纯的训诂是不能准确解读楚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