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历史的实践主体与历史的价值主体的统一。其内容涵括主体利益的群众性现实性、渐进性和统一性。它的形成,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并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发展。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对陕西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并对地处中国西北内陆、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陕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在陕西传播的深入，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对陕西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愈以明显。     

自然美的撕裂与弥合——《故乡》的一种读解

鲁迅小说《故乡》的审美价值,可谓多多。如果从生态文化为切入点,可以得出新的认识:一是自然神话世界的撕裂与变异;二是“我”与闰土互补互渗,展示出古道悠远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与变异;三是生态人格的撕裂与变异。总之,《故乡》中的人们,都处在自然、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中,经历着生态人格的撕裂与变异。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在从考古学角度对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回顾的基础上,文章从"报酬递减"和"最省力"原理介绍了古代文明崩溃的机制,然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表示了忧虑.文章认为,今天的地球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玛雅低地和复活节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环境恶化总是文明崩溃的一个前提.面对当代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口激增、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提倡"知足最好"而非"越多越好",避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     

西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思想述评

近几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从哲学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与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流派。本文对其中的各种学说观点做了详细论述和评析,认为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有分析地借鉴西方思想,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理论学说,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融资难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中小企业,分析产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深层次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快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需要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既要协调配合,又要有所分工、有所侧重,扶服并举,制定出符合实中小企业特点、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为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创造条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动态与前景展望

自十九大报告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来,学者们从形成背景、理论渊源、发展历程、逻辑内涵、重大意义等维度,对其进行了多个层面的研究阐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贯彻落实这一思想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仍需看到,由于这一思想正式提出时间不长,学者们研究时间有限,现有研究成果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整体性研究有待提高,实证研究有待加强,跨学科研究有待拓宽,国际视野有待扩展。     

习近平幸福观及其对青年成长的意义

习近平幸福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幸福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是以个人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全面进步为主旨的幸福观,是以新的发展理念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幸福观,是借鉴各国人类文明、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观。弘扬习近平幸福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对新时代青年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红色文化观的三维向度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红色文化作出了重要论述,回答了“红色文化从何来、有何用以及如何弘扬”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红色文化观分析了红色文化筑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奋斗实践的生成维度;阐明了红色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及筑牢人们理想信念的价值维度;指明了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要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的实践维度。新时代,深刻学习把握习近平红色文化观的生成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对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