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当起义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两当起义,又名"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等同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举行的唯一一次西北地区发生的武装起义,但目前对起义遗址的系统研究比较薄弱。通过文献和实地的调查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确立的两当兵变旧址在县城北街,主体建筑几经变迁,今已无存;现存南街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在2008年前后确立,并被建成早期两当兵变纪念馆,成为多处遗址和几经变迁后的代表。近年修整建设的两当起义旧址及场馆发挥了重要文化功用,且硬件建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软件建设还需加大投入,应注意在时空上以几处遗址为关键点,通过信息展示、宣传推介和学术研究等途径,凸显这一革命历史事件的完成性。对于目前两当起义遗址复建的"一线三点"建设思路,需兼顾运用再现手法的多样化,丰富遗址内涵,以加深参观者多维认识遗址负载历史文化信息的饱满度和厚重感。     

世界茶文化源头之辩

世界茶坛围绕茶文化源头命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争论,以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滇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发现了1700年的巴达大茶树、1000年的邦崴大茶树和800年的南糯山大茶树为代表的从野生经过渡到人工栽培茶树的完整系列而告结束,证明中国思茅与西双版纳地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它有着地球史、地质史、古植物学、气候学、土壤学和环境生态学的原因.     

《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

通过对韩文这个经典的校读，朱熹的文法学研究从对具体的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集中发明了韩文文法“文从字顺”的一面，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稳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此外，朱熹所采取的文集校读的文法研究方式，在文法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     

汐翁《龟甲文》与甲骨文的发现

汐翁早年发表的《龟甲文》一文在甲骨学界影响甚大。虽然部分记述出入不多,但其中关于甲骨文的发现离奇而不符合事实,还有的是信笔由之,引用者应辨析使用。     

帮闲寄主西门庆形象试论

《金瓶梅》中有关西门庆与帮闲交往的描写占据了相当篇幅,以其步入官场为界,双方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他后期的养闲之举颇为引人瞩目。西门庆养闲既包含着小人得志、自我炫耀的因素,也有物色人选帮忙应付日常事务的考量,还体现了在其融入官僚阶层的艰难进程中,缓释自身心理压力的诉求。通过对双方关系的考察及西门庆养闲内在原因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西门庆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明史》初稿,在材料的搜集、编纂体例的设定、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今《明史》的基础。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坚持公论,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明史》,具有独特价值。     

洛阳水席与民间传说

洛阳水席是豫菜的一个分支,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其每道菜,都是民间传说的历史。同时,水席的每道菜都是文化的,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朱熹立法思想初探

朱熹的立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主张立法主体为法自君出,君臣共议;明确立法指导思想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提出顺天理、合人心、衡利益、行简易、适时变等立法原则。这些观点仍具现实意义,值得当今立法积极借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