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校书与古文献学框架的建构

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建构了古文献学的基本框架。他对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的理论建构,表现出可贵的自觉性。刘向的成就在于承上启下,把古文献学的发展由早期形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隐逸”新概念与亦隐非隐的陶渊明

东晋玄学主张万物各有性分,只须实现自己的性分,获得自身存在的统一,就是逍遥的、自足的存在。传统的“隐逸”由此逆转为“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与此“隐逸”新概念相关联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据其性分,在其所主动选择的田园耕读生活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统一。     

唐五代诗词中的岭南意象变化及其成因

在唐宋之交的五代时期，对岭南的抒写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恰出现在新兴的曲子词上。这时期产生了不少吟咏南国风光的优秀作品，其中尤以李殉《南乡子》十七首为代表。李殉笔下的岭南风光是美丽可亲的，岭南女子是纯美动人的。同时，这些作品语言自然，色调明丽，风格清远疏朗，在《花间集》中可谓别具一格。李殉之所以能够发现岭南之美，摆脱自古以来士人对岭南的偏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李殉乃波斯裔出身，没有汉人以中原为正统的强烈观念；其次，李殉以自由身份游历岭南，所以心态比较闲适平和，因而能客观地审视岭南风物；再次，李殉精通岭南草药，对岭南风物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将诸多的物象自然地写入词中。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老子出生地厉乡与赖(濑)乡关系考

考证老子里籍的学者,每涉及厉乡与赖(濑)乡时,有人以先出现的厉乡为正,有人则以后出且使用次数较多的赖(濑)乡为正;而对厉、赖(濑)之不同,其皆以古通用为释。利用韵书、史书、诗韵、方志等历史文献,梳理厉乡与赖(濑)乡历时交替的成因,及其间音注的性质,可以发现:厉乡和赖(濑)乡的不同,是先秦时期东西土古方音差异而致,赖(濑)乡仅是厉乡的记音符号;它们随着基础音的转移,呈现出历时交替的状态。     

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宋代厢军军事职能述论

在宋代，厢军是役兵，从事杂役，如修城、铺路、造船等。然而，宋代主力作战部队主要集中于边疆，造成兵力短缺，鉴于此，宋廷不得不赋予厢军以重要的军事职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厢军不仅被当成内部主要镇守兵力，执行对内镇压职能，如镇守地方、参与巡检等，还被当做对外防御的兵力，执行对外防御职能，如戍守边疆、对敌作战等。正是通过履行以上职能，从而为维护宋王朝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苗族后裔——项羽

项羽是苗族人,所以＂项＂不是他的＂姓＂,而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中＂xongb＂的音译,本义为＂停留＂,作为名词则可理解为＂苗族居住地＂或＂苗族封地＂。＂籍＂和＂羽＂也不是他的＂名＂和＂字＂,＂籍＂是苗语＂jib＂的音译,意为＂子孙＂;＂羽＂是苗语＂yil＂的音译,意为＂年轻阿哥＂。所以,＂项籍＂的含义就是＂苗家后生＂,＂项羽＂的含义就是＂苗家阿哥＂。这两个称呼都不是项羽的真名,而是周围人对他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