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令人注目的主要不在于作品的故事,而是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这部作品的重要叙事视角。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李白乐府中代言诗管窥

李白乐府诗中拟代弃妇、思妇、勇妇、女仙等女性立言,表达对远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对负心人的怨愤,对自由的企盼,使女子摆脱心理束缚,畅言心声,抒写女性情感历程。而这些代言诗的出现,与李白深层心理机制以及乐府诗同题创作的承继性、儒道思想中的女性意识等原因息息相关。     

五四时期“职教救国”思想新评

五四时期,职教社提出了“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它的内涵是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和社会生产力相结合,使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以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这些思想都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沈约、江淹与陶渊明

齐染时代是陶渊明这一化原型成型的关键而又重要的时期，陶学与陶渊明接受的成就都达到了南北朝时代的高峰。作认为，沈约用大量的史实完成了陶渊明这一隐逸化原型的打造。江淹第一次在学史上对陶渊明的诗风给予界定，第一次认定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开创之功，并首次确立了陶渊明的学创作在学史上的地位。     

炎帝与龙文化

《帝王世纪》等古籍称炎帝与龙关系密切,是其母感应“神龙首”后所生;流传于陕西、湖南等地的一些民间传说或直称炎帝为龙,或言炎帝死后化为赤龙。何光岳等学者考证炎帝为伏羲女娲的直系后裔,而伏羲女娲有“龙祖”之称。考古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塑、龙纹,为炎帝族崇拜龙提供了佐证。龙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容合(兼容、包容、宽容,综合、整合、化合之简称)、福生、谐天、奋进”,炎帝精神与龙的精神具有同一性。对炎帝文化,可从史实、人文两个方面来考察,史实炎帝是人文炎帝的生发点和基础,但不能代替人文炎帝;人文炎帝可以包括史实炎帝,是华夏儿女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精神圣殿,是龙的传人世世代代都要高高举起的一面大旗。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 优良作风的探索维度及启示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探索中占有突出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功能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三个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发力性探索。目前,在反对“四风”的新形势下,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探索维度,对“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