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碑刻词语考释

东汉碑刻中的不少词语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其中有些词语的语义需要进一步明确,有些词语或义项为大型辞书所漏收。本文试择《隶释》所录碑文中的若干词语进行考释,希望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有所裨益。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家。两性关系是他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师陀作品中的现代婚恋观表现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和平宁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但过度地追求金钱,也会毁灭爱情;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师陀设法在一种健康的婚恋关系中寻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解,因为它是整个人类获得幸福与和谐的先决条件。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研究

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特殊社会环境、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和自身实践经历的合力的结果。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以培养司法专门人才为目标，以师资与教材为核心，具体表现在对于旧制度法学教育的批判、培训司法专门人才、重视师资与教材、关心关爱老教授以及对出版工作的推动五个方面。作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拓荒者之一，她的法学教育思想依然值得坚持。     

语言生态学视野下的瑶族女字和喃字

瑶族是否有自己创造的文字，宋代以来就有争论。从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和我们长期的田野调查表明，瑶族聚居区曾流传着似篆非篆、似汉非汉的圆印篆文，后分化成两种。其中的一种就是流传在湘南、桂北一带平地瑶中的菱形文字———蚂蚁文，后因社会进步、文化的发展，这种瑶族古文字只在妇女群体特别是女红活动中传承下来，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字———女字。另一种就是流传在世界各地过山瑶中的喃字。这两种瑶族文字的创造、传承都离不开其独特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夏味堂的《拾雅》及其研究价值

这是第一篇对《拾雅》进行较为全面介绍的文章。文章不仅对《拾雅》的作者进行了介绍,对它的研究概况、版本状况、编纂体例以及研究价值等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笔墨情趣与师法自然

中国画蕴含了中国古代整体思维，其表现手法为笔墨技巧。中国山水画强调其将物质世界的自然属性精神化，追求天人合一；作画的核心思想是“师法自然”。文章列举了两位代表人物梅清和石涛，他们的作品融合了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和禅宗的妙悟自然，充分表达了心灵与自然之间的默契与和谐；并认为师法自然仍然是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水墨情趣和艺术超越的关键。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