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表现在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异端"一方面来自先辈的异端精神的感召,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新神思宗"哲人以及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重大影响。作为"固有之血脉"的越文化是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其为鲁迅吸收西方文化而"不后于世界之潮流"铺平了道路。越文化精神的先进性激励着越人后俊鲁迅,使其敢于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孕育了鲁迅彻底的反叛主流话语的秉性,最终铸就了以"深刻"著称的鲁迅。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红楼梦》仿作:《风月鉴》论析

《风月鉴》成书于嘉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属《红楼梦》早期仿作之一。小说书名出自“风月宝鉴”,继承了《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方向,在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塑造上与《红楼梦》相仿。所不同的是,仿作中主人公的遭遇,对情的参透,更多表现的则是一种“常人之家”的气息。《风月鉴》模仿的路数无疑已预示了之后大量狭邪类仿作的出现。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论越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本组讨论以越文化研究为例,探索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朱文斌一文检讨了当前越文化研究范式的局限,提出了范式转换的问题;陈越、梁涌两文分别从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与发展上对越文化作了动态描述。其中,陈文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把越文化概括为“剑—书”文化;梁文则从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揭示了越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潘岳与"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说由来已久,其前提为儒家品文模式“文如其人”。潘岳成为“文人无行”代表人物纯属偶然。“文人无行”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文人人格被肆意扭曲和无情蹂躏的悲剧,文与人的矛盾普遍存在。而透视潘岳人格系统自身的矛盾,则发现文与人又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肯定“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功之作,既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