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孟“辟杨墨”新探——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意识性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以修身为本。对该论断的佐证,在先秦儒道两家文献中比比皆是。单就身体本身来说,道家身体观将其视为"道"之直接体现,故主张"顺性命之情"、"安时而处顺";儒家身体观视其为人文化成之展示场,故主张"克己复礼"、"修己以敬"。有趣的是,儒道旨趣虽然不同,但在成书时代接近的《庄子》、《孟子》中,皆有"辟杨墨"之文字被保存下来,所论皆与身体之对待相关。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两家身体观之差异与各自特点。     

《词源》卷上是伪托之书——元起善斋抄本《词源》卷上真伪考

通过考察二卷本《词源》的流传著录情况及比对今传元起善斋抄本《词源》与《事林广记》等类书的关系,认为关于词曲音乐资料的所谓《词源》卷上非张炎原书,而是后人通过对《事林广记》等类书的过录节抄,置于张炎《词源》之上的伪托之作。二卷本《词源》卷下乃张炎《词源》原书。     

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肇始于刘辰翁评点文言小说《世说新语》，却借助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的一系列通俗小说评点风靡天下。文言小说评点的尴尬，与文言小说创作的低潮不无关系。被誉为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聊斋志异》一出，随即吸引了文人的广泛关注，围绕它的评点也应运而生。在《聊斋志异》诸家评点中，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推冯镇峦。他“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和“作品一历史”的宏观视角，在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高人一等 高在何处——试析《聊斋志异》写鬼的艺术手法

我国自魏国以至唐宋,写鬼故事之风不绝,<聊斋志异>是这种爱好的继续.人们或为追求恐怖关的享受,或为满足寻找慰藉的愿望,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千万读者为之感动俯仰,而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明,他是这些创造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把鬼神世界的故事推向极致.他既可用鬼故事写各种世情、人情和爱情,又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笔之所到,自然天成,如水成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合情合理,证明"高人一等"的评论决非虚誉.     

浅析《聊斋志异》中“情痴”形象的审美情趣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情痴"形象.这些"情痴"志痴情笃,行为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敢于同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作斗争,热烈而诚挚地追求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自主婚姻.作者赋予了"情痴"以崇高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成为后世爱情故事的典范.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     

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本文论述了清冯镇峦先生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评点方法.评者将<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名著<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相对照评点.其方法是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说明冯评<聊斋志异>,有着内容丰富、知识渊博、语言简明,抓住事眼、一语道破的艺术特点.     

马注论“斋”、“济”与“游”

＂斋＂、＂济＂、＂游＂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三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山寨”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利益主体分化与表达途径的多样化

＂山寨＂文化很富有当今中国特色,它是指普通民众依托互联网参与话语权的博弈并对传统、权威和精英文化进行模仿、嘲弄、挑战和颠覆的一种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利益群体必然有不同的文化诉求,公开的话语与私下的话语之间有了分离。对普通民众来说,公共话语已经远离他们的生活,他们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表达渠道,互联网提供了最合适的平台,＂山寨＂文化也因此应运而生。本文拟探讨我国＂山寨＂文化形成的深层利益原因,以及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当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