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管窥——以《诗经·国风》的探析为例

从家庭教育角度探析《诗经》的民歌部分 ,也是其精华部分的《国风》 ,其内容主要有自然、生活常识 ,生产、生活技能 ,德行、修身之道和崇拜、祭祀之理等几个方面。由于《诗经》诞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以及作为教育内容的经典性 ,从这些内容中可大致看出西周时期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基本面貌 ,也可以此为起点 ,静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间家庭教育内容的演变和发展 ,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论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

闻一多在其早期受西方济慈等人的影响 ,认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 ,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并“纳诗于艺术之轨” ,坚持“做”诗并倡导诗歌的“三美”。然而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岁月的流逝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 ,他转而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文艺观由“艺术为艺术”变为“艺术为人生” ,从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成为“人民的忠臣” ,我们在其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中 ,看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一画”新诠

石涛的一画说主要是在禅宗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一画不是道,不是线,而是法,一切具体的法则是有为法,而一画是无为法,是最高的法,至法无法,无法即法本身,石涛强调这一无为之法,意在使画家解除一切来自于传统,概念,物欲,笔墨技法等束缚,进入到一片创作的自由境界中,所以,一画的核心是要掘发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是人的自性的显现,而如何使这一创造灵明自在兴现,惟有通过妙悟的认识途径才能达到,石涛的一面说,不是一个关于画法的理论,而是一种侧重于建立自性本体的理论,这一自性本体可以称为创造 本体,一画可以说是一种体物方式,一种创作原则,一种创作心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石涛在画学方面的整体看法,所以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在中国画学史上,虽然也有一画,一笔画等类似的概念,但和石涛的一画说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一画说是石涛独创的画学概念,如果说石涛有画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概念就是一画。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先秦及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彝族服饰地理研究

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彝族服饰的历史地理研究几乎空白。川西南安宁河流域以滇为中心的靡莫之属和以邛都为中心的农耕民族头饰皆"椎髻"。以游牧为主的氐羌族群""、"昆明"头饰皆辫发(编发)。滇池地区滇人男女均穿对襟无领外衣。哀牢人有"文身"习俗,"衣皆着尾"。人"穿长裤,老人多喜蓄长须,佩长剑,盘发于脑后为长形髻"。白狼人披发左衽。估计"牛"羌服饰与"白狼"服饰基本相同。叟人服饰特征主要是"英雄结",披毡、赤足。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对服饰有一定影响。彝族服饰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浑厚和雅清真词——周邦彦词艺术风格论

周邦彦是宋词雅化过程中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其词艺术风格可用"浑厚和雅"四字概括之."浑厚"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沉郁的情思.清真词表现出了浓厚的感伤沉郁情调,它是宋代以来知识者精神世界和感伤情怀的再现;二是缜密的法度.清真词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注重意象的选择安排,努力增加表情的角度和层次,从而实现其抒情的浑厚沉郁."和雅"主要是指清真词的"中和典雅"的气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四一是含蓄蕴籍、怨而不怒的艺术美感;二是溶入叙事这一"第三要素",即采用对话因素及蒙太奇之类的手段来营造中和典雅气象;三是使事用典,句句有来历,增加了词的审美含量;此外还用音律谐美来完善清真雅质.     

周恩来与新中国城市建设

周恩来在主持政府工作中,非常重视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他从实际出发,对改造旧城市、建设新城市,加强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和一系列指示,并提出了"实用、经济、美观"的城市建设原则,为新中国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语》中“乎”与“与”用法分析

根据传统的说法,三十六字母中的喻母,一直到《切韵》时代都分为两类,喻母三等归匣母,喻母四等归定母(有人认为喻母四等与定母相近但并不归定)。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来有的方言现象"这一论点,并以《论语》、《诗经》等文献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作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本文针对这一观点,对《论语》中"乎"与"与"的用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论语》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不能成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