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的《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世纪之初至40年代为客观、辩证的评价时期,50至70年代为全面否定时期,80至90年代为相对理性的阐释时期。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其与《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对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夷坚志》与小说《西游记》--也论孙悟空的原型

小说史的撰述对<夷坚志>的地位及重要性过于低估,它的小说题材除了为"三言两拍"等话本所取外,还直接影响到了明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尤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物形象最为显著.<猴将军>中的妖猴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夷坚志>中众多小说都可能在具体情节上影响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论《资治通鉴》的人才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择用人才问题,作了不少记载和论述.宋末元初,浙江宁海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了<音注>.他在<音注>中对择用人才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记载、论述和意见,对于今天,乃至未来,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虽然存在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但蒲松龄《促织》与卡夫卡《变形记》不约而同地描写了人物的变形.透过貌似荒诞的叙述,不仅能见出两位作家对专制重压下人的命运,即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说是人的异化的同一思考,更能见出中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即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和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流露.所有这一切,正是这两部作品荒诞背后所掩藏的真实.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     

《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危害人类的灾荒与瘟疫,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蒲松龄写二牛相斗,为水灾象征和预兆,是李冰故事的一个变型或日简化,受印度牛崇拜影响。牛瘟描写,显示了蒲松龄博济众生的同情心。疫鬼认识,还与古代中医学的诊断术有关。疫鬼貌丑,体现了人的恐惧和厌恶。佛经描写瘟疫由外而来的思想,对于中国瘟疫天降、瘟神传播的思路是有启发的。印度早灾来自人世冤狱的信奉,对中国故事的伦理性质,以及人间善恶影响灾害、瘟疫使者的思路．也有促进。瘟疫及疗救方法,也启《聊斋志异》之先。     

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再探

张芝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关于他的生平与书法,史书上记载较少,但在古今的一些书论中颇有涉及,但大多比较零散。该文依据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从其籍贯、学书精神、书法成就以及他与敦煌文献的关系等方面对张芝作一探讨。     

冯至散文中的回族印象

著名诗人冯至的散文作品《一个消失了的山村》是一篇杰作，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哲理、诗意给人以启示。这篇作品涉及了清代云南回族人民的受难史。大致推测，冯至在昆明生活的一段时间内，或许耳闻了当地关于回族的一些较为浮面的传说之辞。故而在写作《一个消失了的山村》时，有几段文字涉及到了云南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