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徐志摩散文风格比较

朱自清和徐志摩的散文创作风格迥异。他们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和语体的发展都起到了某种开创性作用。朱自清以谨严适度、幽雅静态和温柔敦厚的抒情风格成就了与我国散文传统相承续的正宗审美风范。徐志摩则以“浓得化不开”、“跑野马”的自由风格反叛传统美学根基,以“欧化”的语体重启了现代散文领域的“审美变革”。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论祝允明古文观的二重性

在祝允明的古文观中,明道、宗经与抒发性情的文学思想相提并重,师古与师心的观点也同时相提;他提倡行文时当“文被质”,同时又注重文质相协;平揽十代之文而于唐后之文又极其呵斥;在文风方面,他追求典雅敦厚的风格,而实际创作则又多有激扬刚猛之言。     

荷花是美人的象征意象——对“圣洁人格”说的回应并续论《荷塘月色》的形式意味

《圣洁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把朱自清的创作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影响,把朱自清丰富复杂的感情简单地等同于朱自清的人格,把另外作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荷塘月色》的意义;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恰恰离开了《荷塘月色》的文本形式。朱自清的荷花意象像女性那样的美丽,表现了荷花意象是美人的原型性象征;《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来源于朱自清潜意识中的“情结”;采莲诗的运用和荷花的描写构成一种对应的结构,是朱自清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荷花意象是美人的象征,而采莲诗则隐喻了对美人的爱欲。     

朱元璋驭阉政策评析

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中国历史上的太监之祸产生的原因作了剖析,特别是对明朝初期朱元璋的统驭宦官政策的两重性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此说明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才能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打下基础,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女性主体价值的艰难找寻——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的文化意义

朱淑真、李清照并为宋朝文坛的两大家,其作品表现了对女性主体价值的寻找,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寻找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李清照是用温柔敦厚的“融入主流”方式,朱淑真是用“女性本位”的方式,特征是刚烈凄厉,催人肠断,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里人们更称道李清照的创作,对朱淑真的作品不以为然的原因。     

论盛唐历史学家朱敬则

朱敬则是盛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长期以来,对其史学成就,史学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其史学成就长期淹没。本文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成就进行了总结,以期同大家商讨。     

梦境的索问:《荷塘月色》背景读解与意象分析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人格与文格在极其矛盾氛围下的产物。作品中表露出来的诗化特征正是作家个人诗歌理论与时代文学潮流的交汇点。文学意象的分析可以从微观角度深入了解《荷塘月色》的内涵，探寻作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