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公民观及其对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启示

青年马克思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早期认同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公民观。随着其唯物史观的逐渐形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乃至彻底决裂,最终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完成对资本主义公民观的历史超越。马克思公民观中蕴含的思想资源,对于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当代宪法视角中的自由——从密尔到哈耶克

密尔和哈耶克是分属不同时代的两位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其各具时代特征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影响极为广泛。自由的概念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由并不仅仅关系到人的身体与行为自由问题,它还与人的思想、心灵自由密切相关。法哲学中的自由这一范畴只有在宪政的语境下才存在,才有讨论的价值。密尔和哈耶克都十分重视自由的重要性,重视人的思想自由,并从宪政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保障自由实现的途径。我们考察当代宪法视角中人的自由时,应当明确,宪法应以保护自由为己任,否则宪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时,宪法中人的自由是受约束的或受限制的自由,法治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功能图景与预案优化

非常规突发事件冲击着应急管理体系并引致非预案行为出现,制度学习则是提升韧性水平的关键。聚焦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联防联控机制的响应功能及其预案优化问题,通过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文本数据库并开展内容分析,归纳出现实场景下联防联控机制的功能图景及特点,并将此与已有预案功能设计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新发传染病疫情响应功能在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差异,通过危机学习汲取经验并优化预案体系。     

论“流散诗人”艾布·马迪长诗《秘符》的哲学思想

《秘符》是"流散诗人"艾布.马迪的一部经典之作。诗中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对万物的不停质疑体现着诗人在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对自我身份探索、认同的过程。诗人身上文化的混杂性使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属性。作为一名流散者,他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两种文化的差异注定使他的心灵漂泊在对归属的寻求中而不能落脚。于是,诗人的作品中便充满了这种寻求所带来的哲学思考,这也便是《秘符》之所以"秘"的原因所在。     

结构·空间·视角:《自由国度》的叙事艺术

《自由国度》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最重要的作品"。小说通过对不同主人公的空间生存状态的描写,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叙述其人生际遇,表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移民在异域文化环境中感受到的疏离感,再现了后殖民时代的"自由状态"。     

新认知语用学对网络流行语生成机制的阐释力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已成为人们日常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的网络流行语也成为语言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网络流行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个认知语用现象,它是交际者对典型语用场合的知识的运用,与人们的认知紧密相连。通过对网络交际平台中汉语网络流行语的语料分析,从语言与所指的象似性和认知视角两个方面尝试探讨新认知语用视角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的阐释力。     

《水浒传》英译本的历时描写研究

霍姆斯和图里等人构建的描写翻译学采用的描述性方法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自1872年香港首现《水浒传》节译本至今,陆续出现了十余种英文节、全译本。,拟运用描写翻译学理论从历时性角度研究《水浒传》的译介过程,考察该名著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译苓,按历史阶段对其重要译者及译本进行梳理,分析各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总结各阶段译本的主体共性,客观描述影响其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以期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服务型领导的研究视角及未来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兴起,服务型领导已成为近年来领导学和管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分析服务型领导的提出过程,追溯蕴含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几种文化思想,指出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型领导的研究主要遵循了领导特质视角、领导-成员视角和领导-组织视角三个角度,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含服务型领导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的综合研究模型,展望了服务型领导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对服务型领导的后续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和启示。     

论现代社会宗教与伦理的互渗和融通

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面对中国社会现状,从理论上说清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对于克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道德危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信仰为中介解释宗教与道德之关系,分析现时代宗教与伦理互渗与融通之实质,可以得出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就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中西古典悲剧主人公性别差异成因透视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使原始女性崇拜意识保留下来,并以潜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人;西方上古历史的断代性使男性崇拜意识深入人心,并且与社会意识相一致,从而对西方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生成的源头。在男权社会里,中国的社会道德意识使中国女性遭受的不幸和毁灭多于男性,而掠夺性文化主导的西方社会使男性遭受更多的磨难,这构成了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的社会基础。中国剧作家地位低下,极易理解同情女子的悲苦,而西方的悲剧作家通常并非社会的“弃儿”,而是社会主导意识的代言人,这是中西悲剧人物性别差异形成的关键。